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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斯丹利首席經濟學家 斯蒂芬-羅奇
現代全球經濟從未像今天這樣失衡。這種失衡的最突出表現是，經常賬戶赤字(主要在美國)與經常賬戶盈余(主要在亞洲，歐洲也勉強算得上)之間的懸殊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據我們估算，在2004年，這些盈余與赤字之間的差額已創紀錄地達到世界GDP的3%。由此造成了多方面的緊張局面：從融資方面來看，美國在每個交易日都需要26億美元的資本流入
；從政治角度而言，它將引發貿易糾紛。我認為，這些揮之不去且日益擴大的失衡對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當今全球經濟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上新出現的單極增長動力所導致。在1995～2002年期間，擁有世界產值30%的美國，占據了全球GDP累計增長的98%。換句話說，世界經濟總量中的其余70%僅僅占這期間全球GDP累計增長幅度的2%。這些結果是根據市場匯率折算出來的。因此，它們既反映了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在實際增長方面的差距日益擴大，同時也說明了在這7年當中美元的急劇升值。由此觀之，恢復平衡不僅需要糾正經濟增長上存在的差距，而且還要調整貨幣方面的偏頗。為此，我們不但要把全球消費中心從美國轉移出去，而且要求美元進一步貶值，同時美國還要繼續提高利率。惟有如此，世界才能在恢復全球經濟平衡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當然，要徹底消除世界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并非一朝一夕、輕而易舉的事。恢復平衡需要群策群力，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特別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都應責無旁貸。在我看來，恢復全球平衡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轉換全球的儲蓄與消費；二是提高經濟結構和金融的靈活性；三是建立新的國際政策合作機制。為了成功地恢復平衡，我們必須慎重地制定傳統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同時還要全面推進宏觀結構調整。上述行動事不宜遲。以資產泡沫為例，如果我們坐觀全球失衡繼續惡化，到時就很可能不得不采取急剎車或硬著陸來糾正失衡。可喜的是，全球的決策層目前終于意識到恢復平衡的緊迫性，雖然他們在著手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之前過于優柔寡斷。
醫治美國的妙藥
平衡全球，必先平衡美國。這不僅因為美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國乃當今世界嚴重失衡的策源地。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問題是國內儲蓄空前不足。2002年以來，美國的國民凈儲蓄率(net national saving rate，這是一個剔除貨幣貶值因素后反映家庭、企業和政府部門總體儲蓄狀況的指標)一直徘徊在歷史低位——僅在1.5%左右。由于國內儲蓄不足，美國只得吸納國外的儲蓄盈余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從而必然導致龐大的經常賬戶和貿易赤字。2004年第三季度，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占到GDP的5.6%，創下新的紀錄。如此巨額的赤字可不是輕而易舉就能消除的。歸根到底，這都是美國國內儲蓄嚴重不足所引起的后果。
由此可見，美國在全球恢復平衡過程中的作用相當明確，那就是竭盡全力去解決儲蓄不足問題。主要途徑有二：一是鼓勵個人儲蓄；二是減少財政赤字。令人驚訝的是，至今居然還有許多人認為美國消費者不存在儲蓄不足問題。他們宣稱：不要在乎2004年10月0.2%的個人儲蓄率，理性的投資者通過自己在資產市場明智而謹慎的投資，已經找到了各種新的、富有創造性的存錢方式。這種思想滋生于20世紀“喧囂的90年代”的股市泡沫，如今，接力棒又傳到了巨大的住房價格泡沫上。
美國以往實行的是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戰略，如今轉而實行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戰略，權衡二者間的利弊，已成為所謂“資產經濟”的主要特征。這場轉變所帶來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將以收入為基礎的國內儲蓄維持在極低的水平，同時不斷擴大經常賬戶赤字。這種傾向所造成的全球影響也同樣深刻。以資產為基礎的美國消費動力不僅驅動著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國經濟，而且還需要通過無止境的資本流入來獲取廉價的融資，以便維系日益膨脹的美國資產市場。
以如此方式來維持世界的運轉，其后果不堪設想！一旦資產升值達到極限，自然就會大難臨頭。到那時，資產泡沫破滅將迫使儲蓄短缺的美國消費者別無選擇地重新構建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機制，其結果勢必抑制美國的消費，損害那些以出口為導向的其他國家的利益。在恢復全球平衡的過程中，美國當局面臨的主要挑戰就是如何鼓勵居民儲蓄，從而挺過痛苦的最后關頭。不幸的是，實施儲蓄政策的傳統方式——創造新的賬戶，如個人退休賬戶(IRA)和401K退休金賬戶——在鼓勵儲蓄方面已經令人不敢恭維。這些工具主要適用于將一種形式的賬戶轉變為另一種形式的賬戶，卻無法增加新的儲蓄。對此，我傾向于采取一種比較激進的辦法，即提高消費稅。為了簡便易行，我主張征收國民銷售稅(national sale tax)，而不要搞操作復雜的增值稅。為了不失公平，每一項征稅方案都應當設置緩沖措施，以免傷害到低收入階層的利益。一個儲蓄短缺的國家，必須建立激勵機制，扭轉毫無節制的個人消費習慣。國民銷售稅將是這種激勵機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舉措。
對于如何提高公共部門的儲蓄率同樣眾說紛紜。我只想在預算赤字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上談兩點個人的看法。首先，大多數預測都將未來5年美國的預算缺口設定在GDP的2.5%。正如大衛·格林洛(David Greenlaw， 摩根斯丹利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雖然這樣的預算赤字基本上與1969年以來的平均水平相當，但由于美國目前個人儲蓄極度短缺，預算赤字在當今(以及未來)的影響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僅沖這一點，華盛頓就不應當因為赤字處于平均水平而高枕無憂。其次，稅收改革代價不菲，只有財政謹慎的國家方能承擔。美國現在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如果憑空假設減稅可以自動融資并據此將2003年的暫時減稅方案永久化，這是一種只考慮供給方的做法，從財政角度看是不負責任的。此外，迪克·貝納(Dick Berner， 摩根斯丹利美國首席經濟學家)和我都認為，雖然我們處在一個個人所有權至上的社會，但此時推行社會保障私有化和醫療制度改革同樣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尤其是前者將涉及到巨大的改制成本，需要聯邦政府大量增加負債。因此，檢驗這些措施是否合理，關鍵在于它們是否有損于居民儲蓄。
降低赤字刻不容緩。鑒于華盛頓在預算控制方面已經失去節制——預算控制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必須尋找一種新的途徑來降低赤字。考慮到日益增長的軍費開支和本土安全費用，降低赤字更是迫在眉睫。20世紀80年代后期實施的格蘭姆-拉德曼(Gramm-Rudman)法案，曾經對財政約束進行強制性規定，因此，我傾向于重新建立這個廢棄已久的法律框架。一種可行的辦法是建立一套新的現收現付體制(pay-as-you-go requirments)，從而將政府隨心所欲的財政預算牢牢束縛。銷售稅也是增加財政收入的一種有效途徑。據我們推算，對隨意消費——即排除食品、住房、醫療以及教育等必要消費——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的稅率，美國財政每年可以增加400億美元的收入。因此，不用大幅度提高銷售稅即可對財政赤字產生明顯的彌補效果。
最后，我認為美國仍需要進一步促使美元貶值。以貿易加權為主要基礎來測算，美元實際匯率較2002年初的最高值已經下跌了15%。然而，相對于美國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2005年預計至少為GDP的6.5%)，美元的跌幅仍不算大。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美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最高不過3.5%，而同期美元指數的實際下跌幅度竟高達30%。換言之，如今美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幾乎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兩倍，但美元的跌幅才僅僅為當時跌幅的一半。僅憑這一點，我就可以斷定美元將來至少還會再下跌15%。雖然弱勢美元難以治愈美國的失衡，但它有可能引發利率調整，對于儲蓄短缺、資產依存度極高的美國經濟來說，較高的實際利率有助于抑制過度消費。因此，美元進一步貶值所引起的利率調整，將意味著美國在通往全球平衡的道路上邁出重要步伐。
醫治歐洲和亞洲的良方
在探討全球恢復平衡時，如果只談美國的解決方案，難免會被人指責為美國中心論。因此，我必須強調，平衡美國只不過是解決全球失衡的問題一部分。從許多方面來看，醫治世界其他國家正好與醫治美國反其道而行之。這是因為，美國的過度消費緣自其他國家的消費不足，1996～2004年，美國的消費年均增長率超過3.9%，幾乎是發達國家2.1%增長率的兩倍。其結果是，美國的儲蓄急劇下降，而其余國家的儲蓄過度增長，在1996～2004年期間，美國的國民總儲蓄率(gross national saving rate)平均為16%，遠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的23%。這些差別也說明，歐洲和亞洲均面臨一項挑戰——必須將過度增長的儲蓄降下來，同時要刺激內需，特別是要鼓勵個人消費。
當然，這些事情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過仍然有幾個顯而易見的重要步驟可以選擇。對于歐洲來說，提高生產率是關鍵。其最低要求是，必須將大刀闊斧的公司重組、改善勞動力市場彈性以及鼓勵IT產業投資三管齊下。正如埃里克·錢尼(Eric Chaney，摩根斯丹利駐倫敦分析師)所言，在未來幾年中，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上述幾項工作保持謹慎樂觀。如果“聯合的歐洲”(Corporate Europe) 能夠成功地實施這一戰略，其競爭力將大幅提高，就業狀況也會得到改善。一旦歐洲在勞動力雇傭方面恢復活力，勞動者的收入將持續增加，從而促使萎靡已久的歐洲消費市場煥發生機。隨著美元匯率持續下滑以及歐元的相應走強，歐洲經濟的外部拉動增長模式將變得更加脆弱。面對這種處境，歐洲加快向以消費為導向的生產方式轉變已成為當務之急。
亞洲同樣需要將其經濟增長動力從外需轉為內需。亞洲在這方面一直缺乏行動。出口和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已成為亞洲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我贊同謝國忠(Andy Xie, 摩根斯坦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的觀點，亞洲的這種增長模式正在失去效用，并且實際上在給全球失衡推波助瀾。亞洲的官員大都想方設法阻止其貨幣升值，以使出口競爭力免遭傷害。防止貨幣升值的主要做法是將大量的外匯儲備回流于美元資產。流入美國的資本不僅彌補了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而且還支持了美國的利率、資產市場、財富效應，并最終刺激美國的個人消費。亞洲無意中助長了美國的過度消費以及由此導致的各種失衡。
因此，為了自身的最高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世界的最高利益)，亞洲應當實行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匯率機制的靈活性有助于增長模式的轉變。靈活的匯率機制不僅可以促使亞洲放棄一味依靠出口的發展戰略，而且能夠減輕歐洲所承受的美元大幅貶值所形成的壓力。日本和中國應當帶頭解除其本幣與美元的釘住或準釘住體制。這種匯率體制轉變延誤的時間越長，外部赤字所形成的壓力就越是容易擴散到政治領域，從而引起貿易爭端和保護主義行為。這是任何國家(特別是中國)所不愿看到的結果。
新的政策合作機制
日益緊密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正面臨如何超越區域差別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求各國和各地區之間開展廣泛的政策合作。我們的世界還缺乏合作精神，大家都錯誤地認為，最佳全球政策就是一個由最佳國別政策所組成的松散集合。這種想法其實大謬不然。貿易往來、資本流動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全球化，無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政策框架。沒有這樣的框架，恢復全球平衡的進程將受到嚴重阻礙。這一點已在我所謂的“全球指責競賽”(global blame game)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每個國家都喜歡將自己的問題歸咎于其他國家：美國不斷指責其他國家造成自己赤字猛增；中國也毫不客氣地把本國儲蓄過高的原因怪罪于美國；日本動輒威脅要再度干預外匯市場；歐洲要員則稱近期的匯率調整顯得過分“粗暴”(unnecessarily “brutal”)。諸如此類尋找替罪羊的游戲，很容易引發貿易爭端和保護主義行動，從而使恢復全球平衡的希望化為泡影。
愈演愈烈的相互指責使全球政策框架遲遲得不到修正。無論是7國集團、10國集團，還是20國集團，大家都需要坐在一起，相互探討一個更加健全的共同目標和責任框架。我認為首先應當對7國集團——它長期以來一直是商討國際經濟重大問題的主要平臺——進行梳理。該集團是上個世紀的產物。它未能將中國納入其中可謂是荒唐之極。同樣不可思議的是，已經統一的歐洲至今仍在7國集團占有三個席位——德國、法國、意大利，此外英國還有一個席位。在此對加拿大的朋友說聲抱歉，我冒昧地建議將7國集團改造為一個新的5國集團——美國、歐洲大陸、日本、英國、中國。這應當是一個擁有眾多工作人員的常設組織，而不只是為了定期召開幾次首腦會議。為此，它需要制定一個明確的章程，其目的在于糾正全球各種經濟失衡現象——從匯率錯位、國際收支不均，到貿易政策和結構改革方面的諸多事宜。這樣一個新組織將對負責全球經濟的其他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產生重要影響。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機構的整合甚至合并一事久拖不決，我認為現在是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各自為政的格局對一體化程度日趨增強的全球經濟有害無益，雷厲風行的改革勢在必行。
說到底，上述行動方案就是希望徹底消除導致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源。也許，認為當今世界強國已經成竹在胸的想法太過天真；也許，正如羅伯特·費爾德曼(Robert Feldman，摩根斯坦利駐東京執行總裁)所言，世界只有在危機降臨時才會有所反應。不過，鑒于恢復世界平衡的任務是如此的復雜和艱巨，我只想表達一個非常簡單的意思：世界經濟正處于極端不平衡狀態，恢復全球平衡已經迫在眉睫。美國必須想方設法重新增加儲蓄，而世界其他國家則必須著手提高消費。金融資本流動的目的應當是追求最高回報，而不應去刻意扶持貨幣匯率、出口競爭力或資產市場。此外，世界需要團結一致，建立一個嶄新的協商機制，專門探討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全球化已成為大勢所趨，但全球化不會自動服務于各個國家的利益。有一個聲音正在喚醒所有國家：對失衡的全球經濟不能繼續視若罔聞了！
(張 林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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