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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做大做強的難度在哪里？在于管理精英。管理精英是怎樣煉成的？當然是系統的訓練和豐富的實踐。可是，中國的一些MBA教育卻劍走偏鋒，導致畢業生難堪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商學院各自為政，教材五花八門缺乏一致性，同一專業人才卻不能在同一平臺對話等，6月3日，香港教授郎咸平在“第一財經”頻道節目中發出如此質疑。作為經濟學者，我深有感觸，但是對MBA教育，本人有另外一番看法。
這要從1993年12月份我國頒布第一部《公司法》說起，那時候，政府和工商經濟界開始倡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1996年，逐漸開始流行“集團公司”名稱，如今再回首十多年來的明顯變化，掛著“集團”旗號的企業數量真是全世界之最啊。
《公司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我認為，很多人都沒有弄清楚，包括政府經濟官員和發表很多文章、言論的經濟學家們，畢竟我國的《公司法》是引進歐美國家的。《公司法》對全球經濟有三大貢獻：一，有限責任和無限責任的問題；二，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三，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基本定義(董事會、總經理和監事會的三權制衡法則)。可是在我國現行的經濟學和企業管理學領域里，只是模棱兩可地理解為有限責任和無限責任問題，對后兩大要點卻心不在焉。
從我國頒布《公司法》那天開始，MBA就像流行歌曲一樣開始在中國泛濫開來，享受著眾星捧月般的待遇，但是十多年來，MBA在中國卻走進毀譽參半的境地，這個時候，思考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問題開始明晰了。其實，我國非常需要高水準的職業經理人，但是我國MBA教育卻在基準上發生錯誤，為什么？我們隨意去走訪包括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歐學院等MBA學生，得到的回答是，MBA學習的是企業戰略決策，還可結識一些人脈關系。錯誤就在這里。既然MBA是培養職業經理人的，當然是相對于企業經營權層次的，是以總經理為第一行政長官的執行力系統，而不是處于企業所有權層次的董事會應該行使戰略決策職能的思維系統；換言之，總經理是企業的“心臟”，是動力執行機構，董事會是企業的“大腦”，是思維決策機構，讓“心臟”做“大腦”的事情，那肯定要出錯的。
顯然，經過MBA專業熏陶的職業經理人，對應的目標是促使企業經營權層次上實現職業化，而不能代替企業所有權層次上的權責和職能。可惜的是，我國的MBA教授們總是在企業所有權層面的戰略決策職能做“文章”，忽略了企業經營權層面上的經營管理(行政)職能，本末倒置了。再看看我國的經濟學和企業管理專業的教授們，大多是在企業經營權層面的學術專家，在企業所有權層面的學術是貧乏的；用自己生疏的專業去教授熱情高昂的莘莘學子們，結果會是什么？當然很難學到真知識，大概是為了所謂的人脈關系吧。
我是贊成職業經理人市場化的，總結我以上所說的，其實就是MBA在中國走了十多年的彎路。不管是我國本土商學院培養的MBA，還是在海外商學院鍍金的職業經理人，在我們這個充滿機遇的國度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少說，我們已經習慣了擔當公司總經理職務的人士并非是企業的大股東，這就說明了我國的公司治理水平已經在摸索中前進了很長的道路。客觀的事實是嚴峻的。我國企業在經營權層次上不斷地實現經理人職業化，在企業所有權層次上的董事卻停留在“跟著感覺走”的狀態，接踵而來的是“空降部隊”難以發揮威力的失望伴隨著，所以我國的企業可以做“大”，但是不能做“強”，而且經營規模越“大”，危險系數越高。試問，真正有水準的職業經理人在這樣的企業里能夠找到前途嗎？用友軟件曾經的空降總裁何經華先生出局，TCL移動通信總經理萬明堅先生黯然退位，其實這些都是一種必然。
職業經理人其實就是企業經營權層次的專家，他擔當的就是發揮企業五臟六腑的職能，無論在西方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環境的東南亞國家，因為其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從本位意識上符合“董事會、總經理和監事會三者分權制衡”的規律，所以職業經理人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通過調研，我們發現摩托羅拉、IBM、微軟、軟銀、殼牌、JP摩根、米其林、長江實業集團、匯豐銀行、諾基亞等全球戰略型企業，它們的共性就在這里。
MBA教育在我國要符合市場經濟需求，職業經理人要在中國有輝煌的成就，就必須把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定義搞清楚，要把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之間的關系搞清楚，再奢侈一些，就是董事逐步實現職業化，切不可逆天而行。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平衡與制衡》，指出我國在企業管理學科與市場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的區別就在于理解不同，在于潛意識的不同。我們引進MBA這個學科本身是正確的，倡導職業經理人擔當重任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學習和引進的只是“形式”，卻沒有“實質內容”，那不是形而上學么？連MBA學術基準是處在企業經營權層次都是模棱兩可的，這樣的“荒唐”事情我們必須糾正啊。(作者為上海通商投資研究所首席經濟研究員)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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