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理論發展與貿易收益分配

　　文/陳昌偉 瞿茜

　　在重商主義之后，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開創了古典經濟學時期。在國際貿易領域，古典經濟學家們都主張開放貿易，從國際貿易中獲益。其中又以斯密和李嘉圖的國際貿易理論最為典型。

　　亞當·斯密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反對重商主義，在對外貿易上主張實行自由貿易。各國都生產本國最有利的產品，通過國際貿易互通有無。這種自由貿易是建立在由絕對成本決定的絕對優勢基礎上，按照地域分工開展國際間的貿易，可以稱為“地域分工論”。

　　李嘉圖的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理論是對斯密的理論的發展，但同時也可以看出它的理論中所體現出的不同于斯密所在時代的特點，具有時代特色。

　　李嘉圖基于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國家之間不能充分流動，并因此使得價值規律在國際間失效的事實，根據比較成本學說提出他的比較優勢理論，從而作為他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在李嘉圖的理論中，依據下表中的數據，葡萄牙對英國的出口貿易成為可能。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比較優勢理論擴大了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能夠使國際貿易的參與國從國際分工中得到更為豐富的產品，增進社會福利。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嘉圖是發展了斯密的國際分工和貿易理論。　　

　　                 酒                  毛呢

　　葡萄牙            80                  90

　　英國             120                  100　　

　　我們還可以看出，在斯密的理論里，依據表中數據，國際貿易是單向的，葡萄牙是絕對的出口國，而英國是絕對的進口國。在葡萄牙的角度，葡萄牙應生產所有具有優勢的產品從而增加出口，而英國則全面進口。這種貿易模式在貿易平衡的假設下，是不可能出現的，也就是說，在斯密的貿易理論中，上述情形不存在貿易基礎，沒有貿易的發生。李嘉圖在這方面對亞當·斯密有關貿易基礎理論的發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方面，斯密所處時代由于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興起，英國勢力開始顯著增強，他自由貿易的主張也就是英國實力增強在經濟上的要求和表現；另一方面他的“以絕對優勢作為貿易條件”又在無形中受到重商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也就是一種學說在發展初期由于客觀背景和個人條件限制所表現出來的不徹底的一面。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國際貿易能夠給參與國帶來福利的增長。

　　新古典經濟學也倡導自由貿易。根據他們的貿易理論，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產品的市場價格等于其邊際成本，由于初級產品生產的收益遞減和工業部門具有相對更快的技術進步，初級產品的相對價格要比工業產品的相對價格高，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處于貿易的優勢地位，國際貿易的開展將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也支持這一觀點，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之間開展貿易，各國生產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富裕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的要素的產品。其結果是貿易不僅使得各國的相對和絕對要素價格相等，而且還使國內富裕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水平提高，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水平減少。貿易收益在國家之間和一國內部都能更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這樣看來，國際貿易實在是美好而令人憧憬的。在理論上，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范圍的擴大,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通過發展對外貿易不僅能夠有效消除國際間的收入差距，有效縮小國內的貧富差距，而且在達到上述目標的同時通過國際間生產與交換的轉移，增進世界的整體福利水平！

　　但是,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在現行的國際貿易規則和貿易框架下，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人才、管理以及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因而成為貿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使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利益和損失的分配不平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關系中處于受支配地位,不可避免地造成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自由化中受益不多。從亞非拉很多國家的實踐來看，情況也確實沒有那么美好。

　　在自由貿易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造成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貿易中受益甚少，從而出現“貧困化增長”的不合理貿易收益分配格局的原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如果我們接受“發達國家主要是出口工業制成品，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初級制成品”這一假設的話，那么根據恩格爾定律，工業制成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要遠遠大于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同樣伴隨著收入的增長，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以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增長速度來進口對方的產品。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是很有限的，長期的貿易逆差會使他們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如下圖：由于外國的需求缺乏彈性，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出口的擴大常常是對應著收入的絕對減少，實現的是“貧困化的增長”。在下圖中表現為當出口供給由S1增加到S2時，收入由OP1E1Q1變為OP2E2Q2(用這兩個矩形的面積表示收入的大小，從圖中可以直觀地看到，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是絕對減少的)。

　　其次，國際貿易中以國家力量為基礎

　　產生的貿易保護政策的有效性(即當擁有

　　更強大國家力量的國家實行貿易保護時，其政策的推出及其有效性相對于弱小國家都是更有優勢的。)，技術標準、衛生標準等新的非關稅壁壘對貿易保護隱蔽性的加強作用等等，也會使得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

　　再次，不盡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規則的影響，也會使得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對外貿易和增加出口收益的努力變得相對無效。長期以來的國際經濟規則基本上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單獨或聯合制定的。這一不合理的現象，直到今天仍在延續。現在國際貿易規則是由1995年1月1日開始運轉的世貿組織制定的。但是在各種利益的爭奪和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盡管有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沖突與磨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利益要求，但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主導的貿易體系毫無疑問是傾向于發達國家的。

　　另外，如果還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依附、跨國公司的巨大影響、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惡化、出口產品高度集中的結構所形成的封閉性惡性循環等因素，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在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上處理不好，就可能在合成謬誤中陷入“比較優勢的陷阱”。

　　國際貿易的發展, 使各國人民更加相互接近,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機遇,對增進全球的福利有著積極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所有這些好處并沒有公平地為所有人得到，這也是我國這個巨大的轉型經濟體應該注意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貿易戰略的選擇也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不能簡單照搬任何國家的所謂成功模式。比較優勢的原理雖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也毫無疑問是我們發展國際貿易的一種思路。我國發展對外貿易，也要立足于我國的比較優勢，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這樣不僅充分利用了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勞動力資源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它不能保存，如果不能及時有效的利用，就會流失)，而且有利于節約資本。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國際經濟事務的參與和影響也不斷擴大，而且對外貿易的增長以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不斷發展。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今天,我們不僅要進一步完善有關政策,繼續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而且要不斷豐富對外開放的形式和內容,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在貿易的戰略上，我們應該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致力于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努力建設國際經濟的新秩序,使國際貿易的秩序和規則更加合理化，貿易自由化的利益在不同的國家更加平等地分配。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