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上市公司，2000年在香港上市，2001年開始財務造假，2005年被停牌，2007年被除牌。在經過7年時間、跨越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調查后，香港證監會日前正式起訴該公司前主席，尋求法庭頒布強制令，凍結其實際擁有價值高達約15.9億元的在港資產并向超過1300名少數股東作出損害賠償。這家上市公司叫格林柯爾，被起訴的則是內地資本市場無人不知的顧雛軍。

　　雖然格林柯爾這家公司已經被除牌7年，雖然顧雛軍曾在大陸因違規披露、挪用資金等罪入獄，雖然顧雛軍出獄后力圖自證清白，成為敏感人物，但這些并不妨礙香港證監會通過法律程序為中小投資者維權，7年之后，仍然要與顧雛軍“死磕”。

　　死磕是北京方言，表示要和某人或某事作對到底的意思，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意味。其實，從否決電訊盈科私有化方案，到造假上市的洪良國際退還全部集資，并被開出巨額罰單，從取消長江實業分拆酒店式公寓的出售計劃，到對阿里巴巴上市說不，再到這次起訴顧雛軍以對1300多名少數股東進行賠償，我們看到，香港證監會不僅一直站在中小投資者的這邊，而且一直在與危害投資者合法利益的各種行為、各類公司和個人“死磕”。

　　香港證監會給出的邏輯很清楚：該宗龐大的詐騙案是在顧的指示下進行，因此，顧雛軍應向受誘騙的小股民作出賠償。為什么香港證監會能夠死磕？為什么香港證監會能夠在保護投資者方面獲得市場尊重？普遍的觀點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香港資本市場有著較為完備的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體系。例如，香港證監會此次起訴顧雛軍，與此前在處理老虎亞洲案和洪良國際案時，都依據了大名鼎鼎的《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即香港證監會有權尋求一系列內容寬泛的命令，包括：制止命令、責令采取步驟恢復原狀的命令、委托財產管理人、以及宣告合約無效。除了在第213條項下訂明的具體類型的命令，法庭還可作出其認為有必要的附帶命令。

　　有專家認為，香港證監會比中國證監會的權力大得多，比如說香港的證監會可以到法院申請搜查令，搜查嫌疑人和非嫌疑人，還可以到銀行查戶頭，但中國證監會現在這方面權力非常窄，監管力度打了折扣。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中國證監會其實權力更廣泛。例如，中國證監會享有廣泛的處罰權，而香港證監會僅享有一定的頒發禁止令、通知等權力，香港證監會可以對市場不當行為進行調查，但一旦發現有市場不當行為，即須將案件移送法院，而無權就該案進行處理。再如，中國證監會職責中的第一項，就包括制定“有關證券市場監督管理的規章、規則”的立法權，香港證監會卻無此職權。

　　僅有監管權力是不夠的，針對一家已經除牌且公司主體位于內地的公司，歷時七年調查，如果沒有“死磕”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香港證監會的調查結果顯示，由于銀行存款被夸大及銀行貸款未被披露，格林柯爾2000年至2004年財政年度的資產凈值分別被夸大約人民幣4.87億元、人民幣6.53億元、人民幣9.82億元、人民幣10.62億元和人民幣9.04億元，相當于格林柯爾在該些年度的總凈資產值的43%至80%。

　　反觀國內，資本市場的監管執法仍然面臨著挑戰。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去年曾撰文指出，近年來證監會每年立案調查110件左右，最終能夠順利作出行政處罰的平均不超過60件，按此計算，資本市場案件查實率不到60%。另外，每年平均移送涉刑案件30多件，最終不了了之的超過一半。

　　近年，中國證監會在投資者保護方面也不遺余力，將保護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貫穿監管工作始終，對待違反“三公”原則破壞市場秩序的行為，以“零容忍”態度予以打擊。應該期待的是，資本市場上的不法行為也能夠像香港那樣被死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