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

　　我跟從恩師楊立新教授從事法學研究以來，曾多次赴東吳大學、臺灣大學、輔仁大學等臺灣高校訪學參會，臺灣的大學學術氛圍和研討會舉辦形式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臺灣學術講座的組織形式自由寬松。其大學舉辦講座，組織方不會以強制的方式要求某某級學生必須到場，這與以“簽到”、“點名”等形式強制學生到會的方式大相徑庭。前幾日我到東吳大學參加了一個兩岸民法學者的高端論壇，可容納200名旁聽者的會場中，大部分時間內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學生，而且每到上下課時間段，學生們進進出出。這種場景在大陸并不多見，在臺灣卻司空見慣。在臺灣，即便是“立法會”、“最高法院”審理和“政府報告會”中，普通民眾也都可以進進出出，更何況是學術講座。

　　這種“進進出出”的自由源于臺灣高校的治學理念。大學服務的核心本來就是學生，不能因為學術會議限制學生的選擇權，更不能以學術講座為名強制學生來聽不感興趣的報告，也賦予了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利。會場里學生進進出出，卻秩序井然，鮮有人在睡覺或開小差，更沒有人在玩手機。相較而言，一千人昏昏欲睡的講座，與二十人聚精會神地聽講，孰輕孰重，不言而喻。至于聽眾少是否會影響報告人的心情，那不應該是會議主辦人考慮的事情。

　　與之相對應的是臺灣大學的課堂紀律。課堂一直被看作是教授傳道授業的神圣之地，遲到、早退、上課玩手機、吃東西等情況是絕對不會被允許的。東吳大學的成教授告訴我，學生來晚的，都要在講臺前罰站五分鐘以示警告。在他的課堂上，曾有過大陸某教授赴臺訪學期間因遲到被罰站的先例。

　　在東吳大學舉辦這次研討會開始之前，主辦人要各位發言人簽署授權書：是否愿意將講座內容向會場外的學生公開。這個會場中設有兩部網絡攝像機，教授發言等都會實況傳至網絡，如果選擇不公開的話，該教授的發言將被以技術手段屏蔽。這樣一來，即使是有學生因故不能現場參會，也可在網絡觀看直播或事后選看，這也充分體現出高校學術會議的自由之風格。

　　其次，臺灣學術會議很守“規矩”。臺灣高校研討會都事先設定每人發言的時間，會場內有志愿者敲鐘告知時間剩余多少，一旦時間到點，不管臺上講話者是誰，都必須結束報告。大陸則不然，雖事先也有時間安排，但絕大多數的發言者并不理會時間限制，或長或短，或言不達意，往往超過規定時間。主持人也形同虛設，僅作串場之用，毫無控制場面之責。這與大陸社會人情世故有直接關系，發言者不是領導就是故友，主持人當然要顧及面子而免開尊口。我在大陸參加的大多數會議都以延時告終，更有甚者，延時發言后即以某某事為托詞離席赴他約，屆時在下一位發言之際，各位與會人員又紛紛起座送行握手，會場秩序慘不堪言，令發言者愕然。在臺灣這種情況極少發生，因為對發言人最好的尊重就是聆聽，半途離席將被當作大不敬，為人詬病。

　　守規矩另一種表現是開會時要關閉手機。我去臺灣參會多次，從未見過會場中有人響鈴接電話。在大陸則基本每次研討會或多或少都會有人旁若無人的接打電話，即便是有人側目也熟視無睹。這在臺灣將被視為對與會者的不尊重，學術人格將大打折扣。

　　第三，臺灣的學術會議很有儀式感。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念博士之時，曾接待過臺灣大學陳聰富教授和數名學生一行的“兩岸碩博論壇”。會議開始前，我帶陳教授和學生們在北京游覽一日，他們著裝非常隨意。第二日會議開始時，北京溫度三十多度，陳教授一身西裝筆挺，領帶嚴絲合縫，臺灣來的學生們全部西裝革履，大陸與會者和同學則大都穿著隨意。且不論學術水平孰高孰低，臺灣學者以最高禮儀標準對待學術會議，代表了嚴謹的學術理念和對會議舉辦方的充分尊重。相比之下，大陸學者大都缺乏一定的學術禮儀素養。

　　中國政法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陸小華也認為學術活動應有“儀式感”，這一點看似無關學術本質，卻與之相輔相成。學者的儀式感有兩方面意義，一是為人師表。這個“表”既要有學問底蘊內涵，又要有外在體現，既要有行為表率，又要有衣著尊重，只有尊重儀式，才能獲得師道之重。二是學術儀式。學術儀式由論文寫作規范、語言表達、商榷方式以及衣著尊重構成。我求學的時候，恩師楊立新教授曾多次強調我們在學術會議時必須穿正裝，我開始時不甚理解，時隔多年，才逐漸明白尊重與被尊重的深刻道理。

　　最后，臺灣的學術會議很有學術自信。學術自信是學術自由的前提，學術自信來自堅厚的學術底蘊。臺灣高校大都不允許教授在外兼職賺錢，著書立說賺取版稅可能是教授獲利的主要渠道。臺灣學者著述周期非常長，往往出一本書耗時多年，在此期間要研究大量國內外資料，所以，臺灣學者不出書則已，一旦立說就有可能出類拔萃。

　　應該說，這與臺灣的大學教育不無關系。以法學研究生畢業論文為例，大陸法學研究生畢業論文字數要求為3萬字，除去參考資料等論文實體部分不超過2.5萬字。臺灣法學碩士論文則需要本體部分至少10萬字，學生大都花費數年完成，最后成型論文大都在15萬字以上。這也能解釋，為何大陸高校研究生在研一完成必修課學分后大都跑去工作或無所事事，而臺灣研究生則終日泡在圖書館之中。在臺大附近的書店，即使是半夜也會有很多學生蹲在走廊上苦讀，24小時開館的圖書館和自習室無時無刻不坐滿了埋頭苦讀的學生。相比之下，大陸學子應該感到汗顏，這種教育產生的差距在起跑線上就拉開了距離，這也是大陸教授難成名家的原因之一。

　　正是這些看似苦行僧的修煉帶來了學術自信，臺灣學者不言則已，言則一語中的，往往可以隨口精確至某一法條全文背誦，也可將歐美判例信手拈來。臺灣教授們在學術會議中表現出來的學術自信帶來學術自由。研討會發言者之間的點評到位，辯論犀利，思維敏捷，參會論文考究，寫作邏輯清晰，引據中正，著實令人佩服。

　　臺灣學術研討會發言者開場題外話非常少，直奔主題，一氣呵成。大陸學者開場之際則東謝西謝，言不達意，開場時間過半往往還未進入主題，拖沓冗長，言不及義，這也是學術不自信的體現。在此形勢下，難怪有的學者課堂上學生們要“睡倒一片”了。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