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胡欣欣；李 純 上海報道

　　核心提示：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與上世紀80年代5個經濟特區(qū)、1990年上海浦東開發(fā)開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比肩，認為其為“以開放促改革”的新的階段。

　　7月3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總體方案》(下稱“自貿區(qū)方案”)獲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上海方面多年努力的目標已然定音。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與上世紀80年代5個經濟特區(qū)、1990年上海浦東開發(fā)開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比肩，認為其為“以開放促改革”的新的階段。

　　在《自貿區(qū)方案》獲得原則通過的背后，則是地方政府與部委之間的多輪“溝通”，這背后有哪些故事？

　　在探索中前進

　　上海一直以來對自由貿易區(qū)有所期待。此前多有學者、研究機構建議上海在浦東設立自貿區(qū)，但上海方面尚沒有公開回應。

　　2011年4月，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上海綜保區(qū)管委會主任的楊雄表示，上海綜保區(qū)要“積極探索向國際通行的自由貿易區(qū)轉型升級”。這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高層的公開表態(tài)。

　　而2012年11月，獲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上海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條例》中，明確了要“探索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自由貿易園區(qū)”。此后，上海將“浦東將試點建設自由貿易園區(qū)”寫入201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

　　2013年1月底，商務部官方網站轉載了一條來自“商務部駐上海特派員辦事處”的消息稱，“上海正式向國家相關部門提交了中國首個自由貿易園區(qū)試點方案”。上述消息亦稱，“該試點有望在上海浦東率先實施”。

　　多位參與方案研究的學者透露，2012年，上海方面已經提交了在上海綜合保稅區(qū)設立自由貿易園區(qū)的申請，并與國務院各部委，乃至中央更高層面的領導有過溝通。

　　但直至今年3月全國兩會，上海的申請并未獲得來自中央的公開表態(tài)。在全國兩會期間，已經履職上海市市長的楊雄公開回應記者采訪時也只是說“正在與國家有關部門協商研究中，上海將按照中央部署，積極推進相關工作”。

　　全國兩會過后，上海對自貿區(qū)的事情更為低調，坊間甚至有觀點認為，隨著國務院改組，上海自貿區(qū)的事情可能會從頭再來，對于是否能夠快速獲批并不樂觀。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3月底，李克強總理開始了他履新國務院總理后的第一次參觀考察，據公開報道，李克強在上海的行程主要是后來被納入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上海外高橋保稅區(qū)，并分別在28、29日召開座談會。

　　也就是在此次的考察中，李總理表態(tài)，“鼓勵支持上海積極探索，在現有綜合保稅區(qū)基礎上，研究如何試點先行，在28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qū)，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體制機制。”

　　當時通過媒體發(fā)布的李克強的講話內容并不太長。但據接近上海官方的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事實上，在3月28、29號兩日李總理的講話中，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構想已經談得非常具體。

　　據了解，此次講話中，李總理強調依據國際上對自由貿易區(qū)“一線放開、兩線管住”的慣例進行分工，其中“一線放開”將涉及國務院各部委的協調。

　　一位接近上海政府的人士稱，當時談話內容已經具體到將牽涉到各部委協調的事情交由當時陪同考察的國務院秘書長來負責。

　　而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時間表在李總理那次的考察中也得以明確：28平方公里的試驗并不用走得太慢，上半年拿出方案，下半年分步實施。

　　至此，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關鍵變成了做好和論證好方案。

　　李總理離開上海后，上海方面再次就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方案在上海層面征求意見，并與部委溝通。由于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包括商務部、財政部、海關在內的眾多部委，溝通的效果將影響未來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具體政策。

　　據接近上海政府的人士透露，此輪的溝通中碰撞非常尖銳。這些碰撞來自于目前規(guī)范的做法和創(chuàng)新做法之間的矛盾。

　　“多個部委對上海提交的方案做了‘減法’，這些減法也都有‘依據’，但是‘依據’的都是現在的東西。”上述人士透露，“以前的成熟國家的經驗與現在的規(guī)定不相符合，也還是不行。因此這方面還要討價還價。”

　　上述人士表示，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方案版本，已經是做過“減法”的。而事實上，即便部委們的“減法”，上海方面仍有機會，因為李克強總理在上海的講話中明確的一句話是“在探索中前進”。

　　多位接受本報采訪的人士也認為，上海未來進行自貿區(qū)試驗過程中可以再進行進一步爭取。“上海要先把這件事定下來。”上述人士說，“如果起步都不起步，那就沒有探索機會了。”

　　開放促發(fā)展

　　從李克強赴上海考察時的公開報道中已經可以看出中央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期待。李總理在外高橋保稅區(qū)考察的過程中強調了“開放促進改革”和“試點先行”。

　　而之所以選擇上海，李總理給了包括自然條件、人文基礎、工業(yè)產業(yè)基礎和開放經驗在內的四個理由。

　　李克強在上海考察期間所指的28平方公里即為上海綜合保稅區(qū)范圍，這28平方公里的面積，之于上海超過6000平方公里的面積來說并不算大。學界普遍的觀點是，如果單純從自由貿易的技術層面，并不值得高層領導以如此大的動作支持。而之所以可以獲得自上而下的推動，則是因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將擔綱中國對內對外兩面的發(fā)展試驗任務。

　　“中國在遇到發(fā)展瓶頸的時候，需要找到一些新的改革和政策點，釋放新的改革紅利。”上海自由貿易區(qū)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這更像是自由經濟區(qū)的試驗”。

　　“以前談自貿區(qū)，‘二線管住’后關內關外兩回事，但這次的重心是給全國帶動創(chuàng)造示范經驗。”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則認為，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實行后就已經形成了改革的方向，“經濟結構將得以調整，并在這一基礎上達成改革的共識。”

　　而除了對內以開放倒逼改革，來自目前區(qū)域型的貿易協定的談判都在積極地展開，其中包括TPP(泛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TIP(泛大西洋貿易投資合作伙伴關系)、PSA(復邊服務貿易協定)以及RECP(由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于2013年1月推動的“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協議”)。

　　周漢民認為，要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推進，應對上述協定中擬議的世界服務貿易、勞工標準、貿易與環(huán)境的相關舉措和規(guī)定以及基礎服務業(yè)的開放。

　　楊建文亦有類似的觀點，其以TPP舉例，“以前我們確實沒有自貿區(qū)，可是上海一旦開放，在TPP問題上我們可以變被動為主動”。

　　其中服務業(yè)和金融領域的開放被認為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最為重要的嘗試。陳波認為，這亦是中央選定上海進行試驗的原因之一，“上海擁有發(fā)達的金融業(yè)和服務業(yè)，在這里才有試驗的價值”。

　　而這也或將是中國未來改革和發(fā)展的方向，李克強曾在5月29日發(fā)表題為“把服務業(yè)打造成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講。

　　其指出，大力發(fā)展服務業(yè)，既是當前穩(wěn)增長、包就業(yè)的重要舉措，也是調整優(yōu)化結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戰(zhàn)略選擇。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釋放改革紅利。

　　涉及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李克強指出，“進一步擴大服務業(yè)對外開放，探索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先行先試”。

　　這與李克強在上海調研期間三度提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命題不謀而合，而“中國經濟‘升級版’”一詞，在7月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亦被再度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