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學界把資本項目可兌換看做是中國經濟更深層次融入全球化的制度基礎，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建立個人境外投資制度的前提要件，將帶來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根本性變革，也將賦予國內外投資者在投資目的地選擇上的更大自主權，因此最近國務院常務會明確要求“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被認為預示著一項重要經濟制度的改革即將開始，因而受到高度關注。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說，放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一個更重要意義在于，給予投資者在全球配置資產的權利，使得資本可以規避在單個國家的風險，可在更大范圍內多樣化地規避風險、取得收益。

　　二季度可能出臺

　　QDII2具體步驟

　　《華夏時報》：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要求“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這是否意味著將從制度上放開個人境外投資，即學界所稱之QDII2？

　　丁志杰：實際上央行在去年就已經放出消息說，要研究開放QDII2。而現在，既然國務院方案明確提出相關要求，就意味著半年內，甚至在二季度，就有可能出臺具體的實施步驟。

　　《華夏時報》：溫州金改是否就曾試圖推動這一改革？為何現在重上議事日程？

　　丁志杰：溫州金改所要探索的是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而現在所要開放的，不僅僅是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還包括證券投資，因此，范圍顯得更廣一些。溫州試點后來之所以沒有取得特別明顯的成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制度雖然允許個人境外直接投資，但是注冊、登記等制度很繁瑣，投資者還擔心將來被控制。

　　目前放開個人境外投資意義重大，反映了管理層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堅定決心。雖然風險很大，甚至不可控，但中國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程度，比一般人的想象要大。

　　《華夏時報》：這項改革的推進，過去一直認為有很多阻礙，也存在巨大風險。如今，應對之策準備好了嗎？

　　丁志杰：一般而言，對于個人資本項目的開放，是資本項目開放的最后一步，其風險是非常大的。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形，所謂風險，其實并不大。因為，中國有5萬億的境外資產，其中有3.4萬億是外匯儲備，政府持有，由此來看，私人部門所占比例很小。過去一直寬進嚴出的模式，未來將有所改變，將要給予個人和機構在海外投資的更大權利。這會帶來一些問題，但投資者有權用腳投票，這對政府也是一種約束，而這種約束是必要的。這將使得政府對于微觀經濟行為的干預，那種舊有的管理方式，變得很難奏效，從而使得政府管理宏觀經濟的工具和方式，發生一些變化。

　　這種變化，是一種好趨勢。正如李克強總理一直強調政府要早放權，該讓市場去做的事情，就讓市場去做。因為政府如果一定要充當個人和機構的保姆，有時反而適得其反。

　　可能是逐步和分類放開

　　《華夏時報》：在如何推動這項改革的路徑選擇上，似乎一直存在重大分歧，但你卻堅定支持資本項目可兌換？

　　丁志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一些亞洲國家最后難以控制危機并導致危機的蔓延，這都與這些國家的資本項目過度開放有關。這些經驗值得從理論和實踐上加以研究。但我們看到，中國的起點不一樣，中國的境外資產是以外匯儲備這樣的流動性資產形式存在的，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使得面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時候，國內的機構和個人沒有選擇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約。

　　數年之前，我曾提出，未來中國資本項目可兌換應基于優化對外資產負債的結構。那么這個結構如何優化？應由市場來決定機構和個人資產在海外市場的配置。優化對外資產負債的結構反映了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模式。過去以出口和利用外資為主的模式，出口形成了順差和債權，而利用外資形成了最大的負債。這樣一個模式堅守到今天，已經難以為繼。

　　中國未來要能夠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去，必須從不同層面，與全球經濟對接。中國過去首先是貿易對接，是商品的跨境流動；后來是生產對接，是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資)。未來，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在國際間的流動，將成為主體。但融入全球一體化，意味著外部環境對中國的影響會加大，在這個過程中，應不斷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和管理能力，而不能說資本項目可兌換很可怕。事實上，資本項目可兌換并非天生的魔鬼，現在發達國家已經全部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我相信中國未來也一定能具備與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相應的經濟管理能力。

　　《華夏時報》：這項改革究竟如何入手才會比較穩妥？具體的方案應包括哪些內容？

　　丁志杰：由于個人很難有境外投資的技術和經驗，因此，需要有一批能夠在海外配置資產的中介機構，這樣的機構很重要。但是中國現在很缺少這樣的機構。中國的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很弱，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在國際上很難配置到收益相對較高而風險相對較低的資產，或者說相對合意的資產，這對中國海外投資者來說是一個重要制約。因此，方案中可能要有對那些中介機構資質方面的認證和規定，以避免造成中國海外投資者嚴重虧損的狀況。

　　國務院常務會明確要求“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因此方案一定要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未來對于在海外的證券投資，以及對海外其它領域的直接投資，都有可能放開，但放開可能是逐步的分類的放開，而不會是立刻全部放開。

　　《華夏時報》：但很多人預計具體實施方案五年內不會出臺，你怎么看？

　　丁志杰：現在只要把已有的資本項目改革的方案落到操作層面，成熟一個，出臺一個，并有明確詳細的出臺日程安排，用不了五年，就會有具體的操作方案逐步出臺。

　　并非意味著

　　徹底拆除水壩

　　《華夏時報》：有分析說，2015年人民幣資本項下基本可兌換，2020年前人民幣資本項下完全可兌換，而本項改革即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你認為是否應有一個清晰的路線圖，這個路線圖與央行調統司曾經提出過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的路線圖會有怎樣的關聯？

　　丁志杰：央行去年提出的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的方案，那是一個大的框架，主要內容是放寬境內企業和個人到境外投資的限制。全面地看，這個方案有一個輕重緩急的重要考量，就是優化和調整中國對外開放的模式，由過去出口和利用外資為主，轉向出口、進口和利用外資投資并重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其立足點就是對外資產負債表的優化。

　　央行提出的所謂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的路線圖，是包括了時間表的，但受到很多爭議。歷史地看，央行曾很多次提出逐步實現人民幣可兌換的目標，但都由于各種原因而沒有實現目標。在經歷了亞洲和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十二五”之內，應可實現基本可兌換目標。而很多已經開了的口子，將會被連成一片，形成更大的口子。

　　為什么還是基本可兌換？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還在趕超過程中，在目前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中，典型特征是，中心仍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仍處外圍，仍要面對很多不公平制度，要想走獨立發展的道路，以避免對中心的依附，就必須要對中心有一定的隔絕，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就是一種實現內外經濟和市場隔離的屏障。對資本的管制，就相當于一座水壩，可以使得上下游的水位不一樣。而基本可兌換，不是意味著要拆除這座水壩，而是通過在壩底放水，通過資本管制的局限放寬，使得境內外的落差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如果要徹底拆除水壩，就可能造成嚴重的問題。

　　沒有一個國家實現完全可兌換，所有的國家都會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在某些項目上有所限制。比如反洗錢、發達國家的所謂反恐，中國未來在反洗錢、反腐敗等領域，還需要保留一些對資本流動的監管手段。

　　透出高層

　　對結構調整決心

　　《華夏時報》：現在，人民幣自由流通的主動權握在中國手里，中國對于推進人民幣自由化的戰略考量，一定還包括在國際金融制度運行方面試圖有更大話語權，與此同時，所謂中國經濟將更深層次融入全球化制度基礎的最深刻意義究竟是什么？

　　丁志杰：目前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元的霸權仍然是最突出的特征，由此形成了剛才所說的中間與外圍的格局。從歷史上看，中國人一方面中庸，一方面還會有很多利他行為。像中國這樣處于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有話語權，應該會對美元霸權形成一定約束，這不僅有利于中國，也又有利于世界。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讓中國的資本走出去投資，同時也放開大門，讓更多的海外資本走進來投資，中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將為全球的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機會。而這種機會，有時候也是一種雙贏。

　　但中國人的投資理念和方式有點獨特，在長期受壓制后，突然的放開，可能會產生爆發式的集中某一領域的投資傾向。因此，政府應給予一定引導，避免這種傾向出現。而放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一個更重要意義在于，給予投資者在全球配置資產的權利，使得資本可以規避在單個國家的風險，可在更大范圍內多樣化地規避風險、取得收益。

　　《華夏時報》：政府似乎最近下了很大決心要推進這件事情？

　　丁志杰：對，這可能是基于一種經濟理念吧，過去對于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沒有深刻理解到�，F在認識到，如果內外市場的分隔很大，就會產生巨大的套利空間，就會有頻繁的資本流動。

　　此時部署這項改革，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結構調整的決心不會因經濟增長下滑而改變。但這件事情還需觀望，不應讓中國的投資者在國際市場的高點上出去投資，政府制定政策時一定要謹慎，以避免港股直通車所出現的尷尬——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制度，一度允許境內個人通過特別渠道即中銀香港，在中國香港投資港股，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叫停。但現在看來，叫停是對的。因為內地資本如果在全球股市最高點出去，投資者有可能受到很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