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鵬;徐水

　　 2012年11月16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媒體見面會第二天，孫大午和兩位助手走進北京四環外一個會場，不到100平方米的房間，坐席接近一百個，分隔成三個圈和三并排，此外，還有幾十個塑料名牌堆放在入口處，孫邁開腿跨過那些名字，他的座位在最中間的一圈。孫騰挪厚實的身子，西服摩擦著桌椅邊角，還是慢慢擠了進去。

　　 十多分鐘之后，孫大午要求插隊發言。他打開話筒時，一位95歲的正部級老干部側過耳朵，大聲地問，“這人是誰啊？”他身邊也近80歲的一位退休官員，手扶眼鏡定神向孫看去，搖了搖頭。年齡在60歲上下，或更年輕的參會者大多與孫有眼神致意。主辦方在會場幻燈片上，排列了發言人的次序，每人有5分鐘的時間，在他們的桌面上，都放著一張以改革共識為內容的待簽名倡議書。

　　 分歧其實才是主基調。在那個北京干冷的上午，不少人到得稍晚，也有一部分人需要參加多場研討活動——這些會議的宗旨，大多試圖去理解中共十八大報告的真實含義，但實際上，眾多發言針對過去遺留的思想論題。于是，一些參與者更愿意推遲自己的發言。孫大午一早從距離北京120多公里的徐水縣趕來，他介紹自己是河北大午集團的創始人，現在是監事長，歡迎所有人去參觀考察。據不完全的統計，孫是在場唯一一位實業企業主。

　　 2003年舉國關注的非法集資案以緩刑作結后，孫大午在企業內部試行選舉和分權治理。他的兒子曾在第一次競選中遭遇挑戰。現在的成就和問題都在于，他是一位強勢的家長。過去十年，星級賓館、溫泉、游樂場、國學院順利建成，在這里，孫招待過過去十年社會爭鳴中上百個顯要人物。本報記者三次以私人身份到過他的莊園，有兩次正逢孫招待思想界的人士。

　　 孫為他們設定相似的“商業”體驗內容。比如到球形銀幕影院看20分鐘電影，在宅基地上修建的獨幢別墅，觀看一套黃帝釜山合符舊址的考察紀實片。宴請少不了三種美食產品，孫的家鄉和他所經營的土地上生出的糧食，它們發酵成桌上分量最大的面食；孫的養殖技術基因改良的蛋雞或者種雞，在擁擠的鐵質聯排雞籠里長大，過了產蛋高峰后，被做成各種熟食品；以及釀制的家酒。

　　 孫時常也有疲態，但他最感興趣之處，還是每次選定幾個主題，與賓客討論。他的助手們會錄音記錄部分內容。他們大多為本地人，也有親朋好友同在企業里打工，其子女則在孫大午運營的中小學校就讀，與社區的融合度很高。孫偶爾到學校講課，就記者個人的了解，他講授的內容夾雜著儒家思想、制度文化、歷史考古等。同時，學校的中考成績在縣里排名第一。

　　 左中右

　　 2010年10月，孫大午在會議室與近十位客人交談，本來出于國慶時間考慮，議題是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孫幾次說“不要又繞到國內問題”。在場者包括前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幾位不同年齡段的資深媒體人，和部分民間研究機構負責人。他們更關注民營資本的平等待遇，繼續改革開放，自由主義等問題。孫當天與他們交流到凌晨，至晚間談興甚濃。

　　 2012年3月，在同一間會議室，主講人是研究新民主主義的學者張木生。其他人包括《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重慶模式》的作者之一，《哈耶克傳》（譯著）和《重新發現儒家》的作者，也有研究結構經濟學的1980年代體改委系統的人士，還有中國社科院等官方機構的學者。聚會緣起是孫主動邀請張木生，當晚又在賓館房間里，一邊聽閑聊，一邊為客人看茶。

　　 孫的農莊對各種人士開放。有一位在中國從教的外籍人士，連續多年在農莊過年。孫大午在一次談話中說，“孔慶東、郭松民、韓德強我們都是好朋友，韓德強打了人之后我還找他談過兩次�？讘c東曾經在（農莊）這里過生日。”

　　 2012年6月，孫又組織成立了一個100人左右的“青年干部培訓班”，類似于企業商學院，培訓班由2009年成立的一個十余人的青年干部國學學習小組發展擴大而成，每月月初月中有兩次授課。

　　 孫在正式討論會上一般以講自己觀點為主，較少與他人爭鋒。他還負責在爭論發生時打斷，或要求集中到議題中。記者參與了上述兩次聚會。在一些有共同興趣的話題中，孫表達的觀點前后基本一致。他的助理曾說，孫對不認同的觀點，還是會去吸收的。

　　 孫也曾與人公開交惡，但不是觀點爭論，而是孫認為對方不懂如何才是真正尊重人，價值觀念有分歧。一次記者在場的討論中，一位非考古專業學者說，孫業余進行的考古研究前提完全錯誤，他的發言誤解孫研究的對象。孫當時沒有打斷，也沒有試圖讓對方仔細了解。

　　 孫1954年生在一個多“信仰”的家庭——這有些像“少年派”——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家有三種信仰，我父親信道，我母親信佛，我小時候就轉向了孔子。我1996年建了孔廟，結果領導們來了之后要我拆掉，一直頂著沒拆。2002年的時候，我在這里召開‘國際儒聯與鄉村建設研討會’�！�

　　 之后一年，他不得不悉心關注中國的經濟和法律安排。孫的大午集團主要由他與當地村民在人力、土地、植被、禽畜等方面的生產經營合作為基礎。從1985年之后十余年，孫為村鎮修建了一些公益性的設施。在他出現資金短缺時，合作經營方愿意集資支持。孫與他們商定了利息，他認為這是在與很多熟悉的人往來借貸，但當地檢察機關認定，孫這些舉動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孫因1.8億元非法吸儲被批捕之后，經濟界、法律界各種名流發表看法。眾多媒體涌進徐水小城報道案情。其中有孫此前結識的人士，也有因其成為熱點出現的介入者。包括他的家人和下屬，大都會提到他能平安回歸的報恩心態。

　　 孫在圈中早就被冠上“學者型”頭銜。在小范圍談話總會出現的爭論中，孫基本上不談理論，主要論據是自身經驗和他讀過的法律、歷史細節。一次在與學者討論通脹幅度時，各自提出不同的依據。孫提出他采購小麥的價格，他企業里下一年的工資增長計劃，在場人表示信服。孫多次對人說，制定政策千萬不能“書生意氣”。

　　 孫大午內心其實關注理論問題，他幾次談話中，都認為現有的一些民間設想不夠完善。他在企業宣揚的主要宗旨是共同富裕。這與一些思想界人士的想法吻合。他們希望孫能在一些社會爭論中為一些派系“挑個頭”，甚至“出錢”。

　　 制度熱

　　 孫大午喜愛討論各種社會議題。在注冊微博之后，他熱衷于轉發各種信息，涉及公共政策、新聞熱點乃至家長里短。最近他尤為關注城鎮化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論述了這一節。孫為一些媒體撰寫短文，其中對各種城鎮化制度模型概括簡練——孫對人為的、一時的改變不信任，他以制度判斷行事的邊界和可能性。

　　 孫的產業與城鎮化熱點密切相關。2000多職工中，有1500多人是附近農民，2010年記者造訪時，他承包的農用地正因高速公路建設被征收。如果依照中央對土地確權流轉、重點發展中小城鎮的字面意思，掣肘孫多年的制度問題有可能緩解。

　　 孫認為城鎮化建設“不妨以鄉鎮和‘大破落村’為重點，因為縣城以上的城市，本身已經有了自我擴張的能力”。他的員工已經類似一種有產業工人功能的農民，同時還享有社區、土地和宗族關系�！半S著收入的提高，村民本身就有城鎮化的需求�！�

　　 但資金問題仍是企業的障礙。孫在2003年之后，一直關注民企融資困難的議題。在浙江吳英二審維持原判后，他曾對記者表示，吳的債務不應該由直接拍賣她公司的資產來償還，因為公司法人地位相對獨立，可以嘗試通過后續經營收益分紅償還。

　　 2010年一次與孫討論企業家能否將公司收益捐贈給慈善組織。孫認為如果公司章程沒有相關條款，即便是家族企業或個人出資，也不應該直接捐公司收益。他認為公司的收益天然應該用于再生產。

　　 孫大午尤其珍視“穩定”的狀態。雖然他認為法律制定可能偏向執政者，但他對制度的信賴仍然強烈。對另一種將家族企業社會化的轉型方式“股份制”，孫大午并不推崇。從2004年開始，孫推動大午集團進行制度革命。憲章文本源于他對歐美國家制度歷史的研究。

　　 在與孫大午交流中，他稱自己設計的制度是將“君主”和“民主”相融合。“君主”是指制度維護了孫家創始人地位，在產權上始終明確其地位。大午的產權不分割、不轉讓，由創始人直系子女中一人擔任法定代表人；企業未來收益主要用于投資，而不是在家族成員中分紅；不參與經營的家族成員只拿普通員工的兩倍工資，以保障體面的生活。“這體現了孫自我克制的一面�！�

　　 所謂“民主”，則顯現在經營層的負責人，需要公開競選，所有企業員工可以參與，但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做了合理的限定，比如，候選人可以自薦，入職一年以上的業務員技術員和入職三年以上的普通員工都有選舉權，這些權利和資格會隨著歷屆選舉的具體情況有所調整。孫家成立家族委員會，確認企業監事會的人選。

　　 支持他的學者稱，孫的設計就是一套確保所有權屬于家族，但其他人都有發展的平臺與空間的制度。內部互相牽制，讓企業管理處于一種平衡穩定的狀態。

　　 傳承度

　　 在大午農莊造訪時，孫身邊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專門為監事長服務。本報記者沒有見過他需要簽署文件，或作出經營方面的指示。孫在莊園的日常行動，也不會引起其他員工的特別關照。但在經營層面，孫的設計到底是自然運轉，還是在依靠孫大午幕后維系？目前還存在疑問。

　　 香港中文大學的范博宏認為，“這是一種‘共產制度’，大家必須要有非常崇高而且共同的價值觀”，在初期，尤其是大家長還在時，他可以調節各方利益，但隨著時間推移，價值觀能否傳遞，制度是不是還能夠運行下去？范舉例稱，霍英東家族曾堅持家族同財，所有權不分割，甚至汽車都要公用，但霍英東去世后，仍舊發生了家族爭產官司。

　　 一位參觀農莊的咨詢公司人士也覺得，“孫大午的改革是力圖維護家族的所有權，同時又能通過決策權的分離來讓有才干的人作決策。他的三權分立從長期行不通。從目前看，三權分立，實際上也只是將重大決策權的一部分下放，而孫大午作為企業的精神領袖其地位并未改變，那么企業的重大決策肯定還是由其最后拍板。”

　　 在一次與張維迎的談話中，孫大午解釋了他面臨的傳承問題。由于《公司法》規定股權必須量化，而孫認定他的企業已經社區化。所以盡管家族按出資比例注冊了公司，但在內部公司章程中，需要依照“君主”方面的設計執行。

　　 張維迎當時問他：“你們現在關系很密切，如果家族大了以后，可能會出現分歧了。不管怎么說，法律上他有這個權利，雖然你內部不承認他，但如果發生矛盾，出現法律爭議的話，會不會有人根據法律裁定，轉讓了自己的股份？中國的情況特殊。很多高科技公司上市的時候，都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法律注冊的股份和實際注冊的股份不一樣，等于私下是君子協定了，如果大家都是君子的話，這個就沒問題，但是有一個人不君子的話，矛盾馬上就出來了，法律只承認書面的東西�！�

　　 孫大午說：“我想法律應該尊重企業章程。這個法律關系我不太清楚。我覺得，首先我們對外打官司，比如說孫萌說這個公司是他的，那就是他的了。但是這種法律關系說完了之后，我們內部再打官司，我們內部有協議。我的意思是說，會遇到你說的情況，但我們內部還需要再分割，再分割的時候，80%沒有他的份�！�

　　 孫還數次對外解釋企業發展速度，他會否干涉決策等問題。這些問題看上去與他討論的公眾話題一樣復雜。比如孫認為，大午集團的營業收入從2004年的8300萬元，發展到2012年的12億元，翻了好幾番。但參觀者中有人認為，大午在當地總體企業中規模排位已經掉隊。孫又需要解釋自己是“為而不居”，并非以規�；蚶麧櫈槲ㄒ荒繕耍�且他認為其規模在當地的農牧企業中仍是第一名。

　　 孫認為他的多數時間已屬于自己�！俺�了一兩個月開一次三會聯席會議，我一次也沒有列席過董事會、理事會，也沒有過問公司業務的決策和經營。我經常帶著妻子四處游歷交流，僅今年（2012年）上半年我就外出做了十余場演講。其余時間，就是聽廣播、學英語、看書、上網，接待來訪的朋友，閑暇時溜會兒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