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莉

　　“大部制改革”這個國家命題，啟動已經四年多。

　　此前廣東順德、上海、浙江富陽、湖北隨州等地都開展了形式各異的大部制試驗，不過到目前為止，地方大部制改革卻都淡出公眾視線，唯有廣東順德改革正酣。

　　大部制改革三年后，9月10日，順德首批4個法定機構正式揭牌，主要以非盈利性質機構形態執行政府政策，促使區級政府部門向決策者、監督者轉變。

　　按照廣東省決策層的打算，在國務院已經批準當地“先行先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條件下，擬在明年全省推廣大部制，但其模式并不盡然相同。

　　在周瑞金看來，大部制要實現其提高行政效率、節省行政成本的目標，背后的推手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而自1982年開始的六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核心也在此。

　　“順德特色”法定機構

　　8月20日，順德公布《佛山市順德區法定機構管理規定》(下稱《規定》)等五份文件，社會創新中心、文化藝術發展中心、人才發展服務中心、產業服務創新中心等首批4個法定機構正式成立。

　　賈洪權是在那時被正式聘為社會創新中心常務副總干事的，原先在咨詢公司戰略研究院擔任主任的他，負責完成了順德社創中心的方案，也因此被順德“挖”了過來。

　　受現有法律限制，法定機構參照事業單位登記為非營利機構，但不列入行政機構序列。

　　其決策和監督機構為理事會，由兼職的社會各界人士擔任，政府人員不得超過1/3，一人一票。

　　而管理層負責人，是由理事長提出建議人選，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報區法定機構事務委員會決定，再由區人民政府聘任，賈洪權說“社會創新中心工作人員按合同制聘用，核定人員編制是22名，中心有獨立自主權�！�

　　在過渡期，各法定機構的副理事長還是由政府人員兼任，如順德區委區政府副秘書長李允冠擔任社創中心副理事長，理事長暫時空缺，運作正常后，以選舉方式產生理事長。

　　賈洪權告訴記者，今年政府財政投入1000多萬支持社創中心，今后則逐步走向社會捐贈、辦社會企業、業務輸出等，實行預算制。

　　如此人、財、物相對獨立的運行機制，在賈洪權看來，可以集企業、社會、政府三者之長，避免走向二政府。

　　之所以萌生設法定機構的念頭，在順德人看來，是現實瓶頸的必然需求。

　　參與文化藝術發展中心設立的相關負責人指出，“過去群眾文化科的人員全部兼文聯的工作，既代表政府，又代表社會團體，盡管職責界限是清晰，但有時候身份難免會模糊�！�

　　這種曾經帶動社會團體發展的“雙重身份”，眼下已造成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

　　因此，法定機構的設立，“可以讓他們從具體管理事務中解脫出來，輕裝上陣，做其該做的事務，政府職能更加清晰。”李允冠告訴記者，正是因為過去政府什么都管，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必然不堪重負，使機構改革可能出現“反彈”。

　　政府瘦身，輕裝上陣

　　自從2008年2 月，大部制在中央和地方陸續展開，在地方，第一個獲批的上海，在當年10月就調整了約一半的機構，比如將經濟委員會和信息化委員會合并為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等。地方大部制改革由此拉開帷幕，其中以湖北隨州、廣東順德、四川成都等地最為突出。

　　除了湖北隨州早在2000年就開始精簡編制外，其它地區都遵守了一個原則：人數不變，級別、待遇不變。

　　在順德，自組建區文體旅游局，與區委宣傳部合署辦公后，宣傳部相關的文化活動也歸屬群眾文化科的職能范圍。

　　但工作量增大等問題也讓順德意識到了行政審批改革的重要性，2011年順德提出優化刪減500余項行政審批權限，將執行權放給鎮街、事業單位、法定機構、社會組織等打算，也伴隨著推進。

　　而這些其實在大部制改革一開始就已經預留了空間：將順德區行政服務中心提升為科級建制。

　　破除瓶頸

　　相比90年代的產權改革，這一輪政府管理改革，順德乃至廣東的動力，在賈洪權看來，是“構建制度競爭力，繼而為地方帶來更大的經濟社會活力�！�

　　說起大部制，李允冠只是一語帶過：“這是政府職能和機構重組，我們已經完成了�！�

　　但親歷這場改革的人都清楚，不論是部門融合、人員晉升渠道打通，還是職權下放，順德都付出了諸多的努力。

　　尤其是在上下對接困難的情況下，若非有上級的授權，地方輕易不做改變，而順德的改革已然超出中央的范圍，是作為全國試點進行的探索。

　　“以前必了又回去，一方面是因為對上工作無法對接，另一方面對下沒有強有力的抓手，廣東已經得到國務院批準了�！迸砼熘赋�。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董禮勝曾表示，大部制改革并非簡單的人員合并和裁撤。其建議，按照職能劃分來破解大部制改革瓶頸。

　　這一思路已在浙江富陽“專委會”式的大部制改革中體現出來。2007年富陽在不動機構的前提下，將相近職能的部門歸入一個委員會，確定一個牽頭部門，協調相關業務，成立了計劃統籌、規劃統籌等13個專委會，由副市長兼任專委會主任。

　　“這樣的實踐不是簡單的機構精簡，而是要解決機構職能重復的問題�！痹�到富陽調研過的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策與公共經濟系主任李金珊告訴記者，協同機制才是大部制改革要探索的核心。

　　然而，據本報了解，在上級沒有強制推行、制度化的情況下，浙江富陽、湖北隨州等曾經“紅火”的大部制改革，隨著當地一把手或改革操刀者的調任，而不再“出聲”。

　　正如李允冠所說：“地方之所以能突破就在于牽涉面小，越高層級涉及面越廣、利益群體越多，關系也越復雜�！�

　　尤其在需要更高層面推廣的時候，“改革阻礙主要在于有些部門舍不得放權，沒有中央發話，地方怕追究責任。”彭澎直言。

　　因此，更深層次的改革，李允冠強調必須有各方改革的共識、系統的設計， 以點帶面，方能齊頭并進，“一個地區的發展，已經不是看當地的地價有多便宜的時候了，而是看整體的政務環境、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