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變為流動性風險監測指標，這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監管改革。

　　存貸比其實是貸存比，即商業銀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為防止銀行信貸過度擴張帶來的風險，1995年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下稱《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存貸比監管對于約束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過度擴張，防范和控制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經濟、金融的發展，存貸比監管已不適應當前新形勢。取消存貸比監管指標是銀行業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的需要，也符合國際慣例。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金融秩序一度混亂，通貨膨脹較為嚴重，為抑制銀行放貸沖動，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管理部門出臺了存貸比監管指標，并將其納入1995年的《商業銀行法》。

　　存貸比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指標，西方銀行業并不采用存貸比監管指標。過去，我國商業銀行業務比較單一，金融市場融資有限，銀行負債以存款為主，資產以信貸為主，商業銀行發放貸款必須以吸引存款為前提，即“以存定貸”。在存款基數一定的前提下，存貸比高低決定了商業銀行可以發放的貸款數量；在社會融資以銀行信貸為主體的情況下，銀行貸款決定了社會融資總體規模。因此，存貸比指標是管理部門調節銀行信貸規模、防范流動性風險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宏觀調控和商業銀行自身經營管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經過多年的改革實踐，目前我國調控銀行業信貸規模和流動性的指標共有五類，存貸比只是其中之一。這五類指標是：

　　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而準備的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備金率。當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可發放貸款和創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其結果是銀根收緊。自2008年起，我國開始實行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即中央銀行對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實行不同水平的存款準備金率。

　　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是商業銀行資本與其風險資產的比率，該指標目的在于抑制風險資產的過度膨脹，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債權人的利益，保證銀行等金融機構正常運營。我國銀監會規定，正常條件下系統重要性銀行和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不得低于11.5%和10.5%。

　　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率和流動性比例。流動性覆蓋率是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與現金凈流出量的比例，凈穩定資金比率是可用的穩定資金與業務所需的資金的比例，流動性比例是流動性資產與流動性負債的比例，三者均旨在確保商業銀行具有充足的流動性以保持支付需求。

　　存貸比。《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存貸比不得高于75%。根據銀監會統計，2014年底，271家商業銀行存貸比在70%以上，超過75%的有86家，超過上限的主要是外資銀行和村鎮銀行。

　　貸款規模限額或合意貸款額度。這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在一個年度內的貸款總額加以限定的一種管理手段，是我國中央銀行控制信用總規模、調節貨幣供應量的重要工具。

　　上述指標中，存款準備金率、貸款規模限額由人民銀行監控，資本充足率、流動性覆蓋率、流動性比例、存貸比由銀監會監管。實際上，目前制約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最重要指標是資本充足率，它從深層次上影響著銀行經營能力與規模邊界，過寬有損銀行安全，過嚴則制約銀行發展，關鍵在于借鑒國際做法，結合中國銀行業實際，把握好“度”。而監管金融機構流動性的指標主要是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

　　隨著商業資產和負債業務的日益多元化，銀行經營市場化程度提高，銀行流動性管理手段增多，存貸比指標作用明顯下降，局限性日益明顯。

　　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金融“脫媒”趨勢明顯，證券融資、保險融資、理財、信托等“非存非貸”業務分流了銀行大量表內資源特別是存貸款資源，社會融資結構及資金運動的渠道、方式和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存貸比指標只能覆蓋金融機構的部分業務，不足以反映金融資源配置的總體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存貸比指標對于社會信用規模的調節作用在不斷下降。一方面，監管部門和商業銀行控制住了存貸比指標，未必能控制住社會信用規模；另一方面，盯住存貸比指標的副作用也越來越大。一是誤導宏觀金融判斷。銀行信貸只占到社會融資規模的一半，存貸比高低已不能簡單等同于流動性松緊。二是扭曲商業銀行經營行為，導致“沖時點”、亂拉存款、惡性競爭等非理性行為。三是隱含違規經營風險。為了達到存貸比指標要求，少數商業銀行分支機構人為進行年末、季末甚至月末存款與貸款的相互派生，隱含著經營風險。

　　取消存貸比監管指標適逢其時。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比較突出。201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0%，我國經濟發展事實上已逐漸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從主要經濟指標看，進出口下降6.9%，投資增長回落4.3個百分點，表明我國結構調整的陣痛仍在持續，新舊動力轉換尚未完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同時，去產能、調結構過程中的貨幣供給渠道開始發生變化，過去多年連續順差導致中央銀行被動投放流動性的貨幣供應格局正在改變，外匯占款開始下降，流動性趨于緊張。

　　經濟下行和流動性趨緊，正是取消存貸比監管指標的有利時機，這與當年水到渠成地取消“糧票”制度類似，是一項改革成本較低、震蕩較小，而改革收益較大、影響深遠的舉措。取消存貸比監管指標既可釋放積極的改革信號，促使金融資源配置更多地由市場決定，也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靈活適度地釋放流動性，提振經濟增長。同時，現在中央銀行有存款準備金率這一貨幣政策工具，銀監會有日趨嚴格的資本充足率監管，2014年還推出了更能準確反映銀行流動性狀況的流動性覆蓋率指標，商業銀行自身也有資產負債管理和經營預算約束，取消存貸比監管不會導致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失控。

　　存貸比指標監管歷時二十多年，監管部門已習慣于按這一指標監管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金融機構也已習慣于存貸比約束下的經營管理。取消存貸比監管指標后，有關各方需要適應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方法，完善新的機制，管控好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更好地服務經濟發展。

　　對于監管部門來說，要密切關注取消存貸比監管后銀行業的總體流動性狀況和各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變化。取消存貸比監管并非不再關注商業銀行的存貸比情況，而是由法定監管指標轉變為流動性風險監測指標。特別是在改革初期，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要加強溝通協調，提高存貸比的監測頻率。

　　對于金融機構而言，要加強和改進資產負債管理，尤其要加強流動性管理。商業銀行要制定改革后的流動性管理方案，合理配置資產負債，調整和優化業務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既要以存貸比管理改革為契機，加強金融創新，以更豐富的產品、更靈活的融資方式，更好地支持服務實體經濟，又要提升管理水平，防止發生流動性風險。■

　　作者系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 唐雙寧

　　(責任編輯  張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