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波中，大銀行未能幸免，小銀行一地雞毛。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銀行業曾有句“口號”：到浙江開銀行，開一家賺一家。洪流之下，短短幾年中，從城商行到農商行再到農合社，浙江境內的銀行已超100家。

　　但杜俊國(化名)運氣卻不太好。他2012年下半年從某國有大行杭州分行中層領導職位跳槽到某城商行任支行行長，不但一手組建了該行在當地的一家重量級支行，還刷新了該行存貸款規模的最高紀錄。但是因2014年上半年不良率超出上限，最近他被停職審計，面臨幾十萬元罰款和處分。

　　“早幾年肯定穩賺不賠。”杜俊國說，現在各家銀行不良率明賬基本超過6%，下馬的分支行行長一撥接一撥。

　　在這場金融風波中，大銀行未能幸免，小銀行更是一地雞毛。

　　“倒霉的一年”

　　杜俊國之所以從國有大行跳槽，是看著別人太賺錢，盼著自己的收入至少能翻番。

　　他到任城商行的第一重任，就是兩月內組建一家支行，在銀監會規定時限內招兵買馬、披掛上陣。為此他求遍熟人，好不容易拉出一個“草臺班子”，其中不少人從未從事過信貸業務，“沒關系，臨時培訓下再說”。

　　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團隊在第一年做到5個多億的存款，“剛開張時存款貸款雙雙受贊，不良率也低”。

　　杜俊國認為一切將順風順水，做大做強只是時間問題，但不到半年就風云突變。

　　“跟進的貸款幾乎全部壞賬，國有大行可能還有抵御能力，對我們卻足以致命。”他說，眼見著擔保鏈串聯日益嚴重，各家銀行都亂了陣腳。

　　不到一年，他所在支行的不良率飆至3%，隱性不良率高達15%以上。其他銀行的不良資產也陸續翻番，個別國有銀行的隱性不良率也超過10%。

　　隨即，總行開始逐級問責，從每筆不良貸款的所有簽字責任人工資中扣除風險金。通常，1000萬元不良貸款需扣除約50萬元風險金，分別由客戶經理、部門經理和行領導承擔。行長的扣除比例為18%，即50萬元中的9萬元，客戶經理相對最高。

　　前述風控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客戶經理底薪也只有兩三千元，100萬元優質貸款能獲得2000元獎勵，“原本一年5萬？10萬元的常態收入，風險金扣除之后往往就成了負數”。

　　而針對杜俊國的審計才進行了一半，已經從其收入中扣除了30多萬元風險金。

　　據悉，目前浙江境內各家城商行均接到銀監局扣除2013年風險金的通知，通常都不低于數千萬元。這意味著小銀行半數以上員工將“白忙活”。

　　“這些制度與當下形勢極不匹配。”杜俊國說，從客戶經理到行長目前都已消極怠工。他手下的好幾個客戶經理，兩年工資已經扣完，但若想離職，必須交齊剩余的數十萬元風險金，或在檔案里記下永久一筆。

　　“金融機構非常看重從業記錄。”前述風控人士說，浙江的小銀行有80%以上的客戶經理都試圖離職，但對于剛工作一兩年的年輕人來說，如此處分確實過重。

　　小銀行處處“受傷”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杭州的各家銀行從2009年至今，除光大銀行外幾乎全部更換過分行行長，支行行長更不待說。

　　杜俊國擔心，身邊多位支行行長都被開除，某城商行也因一筆大額不良貸款，一年內更換了6個支行行長。

　　但問題遠不止貸款。

　　由于在信譽、品牌方面的劣勢，以及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導致貸款需求遠勝于存款，小銀行“吸存”非常困難。

　　眼下的解決之道，一方面是總行將一些地區存款多、貸款少的信貸額度加以調配，以適宜存貸比監管要求，一方面則依靠“以貸拉存”來造血。

　　其次，是風控能力低下。

　　前述風控人士說，由于業績考核嚴苛，小銀行必須“壘大戶”、拼命放貸。但銀企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稱，讓它們飽嘗苦果。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表示，浙江民營企業普遍缺乏規范管理，“看上去美麗一團，但是為了融資，企業交給十家銀行的財務報表可能會是全然不同的十種模樣。”

　　此外，信息系統和科技平臺的大量設備投入也讓小銀行備受壓力，如果規模和利潤不能上到一定臺階，養活員工都很困難。加之小銀行大多由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社等機構股改而來，其運營模式和能力短期未有改善，運營壓力巨大。

　　“當然，最重要還是人員素質。”杜俊國表示，“雜牌軍”是大問題。通常籌建支行所需的三四十人團隊，行長來自國有銀行，副行長來自招商、民生、浦發等股份制銀行，部門經理通常是從中小銀行挖來的骨干，其余則是在其他銀行干不下去的員工，或是毫無經驗的大學畢業生。

　　大銀行難獨善其身

　　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表示，大銀行也未能在風浪中獨善其身。原因在于，沖業績、過考核適用于任何銀行和任何時期。而大型銀行的指標考核更為繁雜，僅存款余額考核就包含水平指標、季末指標、年末指標等七八種，常規指標體系中30多項細則，任何一項不達標均影響甚大。

　　“壓力非常大。”一位國有大行蕭山分行部門經理說，不良率飆升超出預期，銀行一方面抽貸、押貸和惜貸，一方面貸款總量考核指標卻一成不變。他的月薪已遭腰斬，就連原本頗為鼓勵的學歷深造，也已取消了資金獎勵。

　　更令人擔憂的，是前幾年“壘大戶”的大銀行，風險正透入骨髓。

　　奉化市一位官員透露，前幾年大規模刺激時期，一些大行分支行竟然鼓勵員工和公務員申請信用貸款來集資放貸，以違規操作來規避監管。然而，市場需求畢竟有限，沖業績的直接途徑是放松風險審批，造成個別大銀行不良率逼近風險紅線，在個別市縣甚至高達8%以上。

　　“當然，中國的金融機構肯定是大而不倒。”向松祚認為，中國不會出現銀行機構的破產倒閉，但金融危機的后果必須有人承擔，最終可能轉嫁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