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李勇︱河南許昌報道
8月的河南許昌天氣仍很炎熱,知了在樹上叫個不停。
大樹環繞下的一個農家大院里,坐著兩個70多歲的老人。本已焦急的心情,因為這嘈雜的聲音,使他們愈發的煩亂。他們的兒子王偉嶺,在去年被許昌縣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王偉嶺是河南省農村信用社的分支機構許昌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下稱“許昌縣農信聯社”)小召鄉信用社屯里村服務站的前代辦員。2005年王偉嶺所在的服務站被撤銷,其本人也在2005年11月被清退。去年,他被當地檢察機關指控:2006年以來,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以屯里服務站代辦員的身份繼續從事業務,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王偉嶺“出事”,其經營長達5年的“自辦銀行”“倒閉”,許多將積蓄存于王偉嶺處的人急于追回存款,這便出現了村民圍堵許昌縣農信聯社、“許昌一信用社倒閉”的不實消息迅速蔓延。
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冒牌貨”
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了解,王偉嶺東窗事發是在去年6月。一位在王偉嶺處存錢的儲戶,拿著王偉嶺開具的信用社“存單”到尚集鎮(小召鄉鄰鎮)取錢,被信用社的工作人員告知存單是假的。
這位儲戶隨即報案,王偉嶺被當地有關部門在2011年6月17日刑事拘留,7月1日被正式逮捕。
許昌縣信用聯社向《中國經濟周刊》出具的情況說明顯示,王偉嶺在與許昌縣農信聯社解除代辦關系后,私刻信用社印章、仿制信用社存單,冒用“許昌縣小召鄉信用社屯里儲蓄服務站”的名義,在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接觸了多位在王偉嶺處存錢的屯里村村民。他們出示的“存單”與現行的正規信用社存單相似。
這些“存單”上的紅色印章顯示:“許昌縣小召信用社屯里儲蓄服務站業務專用章”。存款金額以及利息等事項均為王偉嶺手寫,“存入復核”和“記賬”欄后面為王偉嶺的個人印章。
據記者了解,2008年之后,信用社的正規存單上,存款金額等欄已均為機器打印,不存在手寫的情況。
存單的細微差異并沒有引起村民的注意,“服務站之前的存單都是這樣的手寫,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都認為是這樣。”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獲得的一份針對王偉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院判決書[(2011)許縣刑初字第251號]顯示,根據司法鑒定,王偉嶺涉案吸收公眾存款總金額為3165.9萬元,涉及儲戶804戶。案發時,還有632萬余元未兌付給儲戶,隨后王偉嶺家屬協助追要王偉嶺向外借貸的款項,已追回300余萬元。
上述法院判決書上記錄了王偉嶺的供述:在擔任代辦員的時候,“我看到通過低息吸收存款再高息借貸給他人可以從中掙得息差,我就想接著以小召信用社代辦員的名義掙這個錢,我也沒有給別人說這個代辦站已經撤銷,附近的群眾還以為我是信用社的代辦員接著在我那存錢,我就用我印的假存單和存折給他們辦理存款,我也是按同期國家批準的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執行的,國家調整時,我也跟著調整。貸款的利息都是我和借款人協商約定的,基本就在月息6厘到3分之間,平時家里一般放個萬兒八千,應付小額取款……”
5年來,村民儲戶的業務基本上都由王偉嶺親自接手,直到去年6月,假存單在尚集鎮曝光。
知道王偉嶺“出事”了,屯里村立馬炸開了鍋。
信用社喊冤
“不管怎么樣,信用社都該還我們存的本金,因為我們就一直認為王偉嶺是信用社的人。”村民們告訴記者。
“冤有頭、債有主。如果是信用社的機構或個人(吸收存款),找信用社要錢可以,但現在他們這樣做毫無道理呀。”許昌縣農信聯社綜合部經理葛中耀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從去年7月到現在一直在忙這事。我們也是受害者,現在我們的聲譽受到很大損失。我們已經冷淡了,不想做過多解釋了,事實就是這么一個事實。”
葛中耀認為,本來是一個與信用社無關的人制造的事情,卻讓信用社牽扯如此之深,讓他始料未及。在他看來,當初信用社在事情發生之后所做的一些積極工作,卻讓信用社背上了黑鍋。
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了解,王偉嶺案發后,許昌縣委、縣政府成立了專案組,追繳王偉嶺吸收的存款,并將追回來的款項設立專項賬戶存入信用社中。
葛中耀說,信用社一開始根本就沒參與,只是專案組將追回的資金存入信用社的賬戶中,為了方便兌付給儲戶,所以就由信用社協助專案組按追回的比例(60%)兌付給村民。“這就讓村民以為錢本來就在信用社,信用社卻只支付60%本金。”網上傳的“信用社倒閉只支付儲戶60%本金”的消息也因此而來。
“如果專案組的賬戶開在別的銀行,就不會有這么多問題了。為了避免誤會,后續的事情,我們信用社都不參與了。”葛中耀表示。
然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眾多村民儲戶處調查了解到,村民之所以將責任歸咎于信用社,并最終引發今年7月17日在許昌縣農信聯社的圍堵事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王偉嶺為人老實,信譽極佳,在村子里很有威信。二是王偉嶺長期是服務站的代辦員,在服務站撤銷之時,村民們并不知曉原委,以為只是換了辦公地點,而且王偉嶺出具的存折票據看起來正規。三是村民們原本只能在正規信用社領取的國家種糧補貼款項,卻可以在王偉嶺處領取,這讓村民相信王是信用社的員工無疑。
后兩條被村民認為是信用社應該承擔責任的重要原因。
服務站撤銷未廣而告之,說明信用社監管不到位;國家種糧補貼款一事則表明王偉嶺在服務站撤銷之后仍然與信用社存在業務往來。
許昌縣農信聯社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出具的說明顯示,許昌縣農信聯社撤銷小召鄉屯里儲蓄代辦站和王偉嶺代辦員資格時,已在小召鄉屯里及附近村莊的顯要位置和主要街道張貼了撤銷公告,通過村里的廣播進行了多次宣傳,并將使用的印章、重要空白憑證、賬簿、存取款憑條及與信用社有關的所有材料一并收回。王偉嶺私印單據、私制印章、假冒農信社之名吸收公眾存款,屬于個人違法犯罪行為,不屬于農信社工作人員職務行為。
但小召鄉一位干部向記者指出,服務站撤銷之后,應該沒有人知道王偉嶺不是代辦員,要不然怎么會有人把錢存那兒。
關于村民在王偉嶺處領取種糧補貼款項一事,葛中耀則表示自己沒有聽說這個事情。“他用這種方式騙取老百姓的信任。你想,老百姓肯定問他,你是信用社的,那你得給我種糧補貼。為了騙取信任,他才墊付了,如果老百姓從王偉嶺那兒取不出來種糧補貼,老百姓就會警惕了。”葛中耀說,王偉嶺拿到村民的領取補貼的憑證“存折一卡通”之后,并沒有與信用社發生業務交易。
負責協助專案組追繳款項的小召鄉綜治辦主任王偉杰亦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村民在王偉嶺處領取的種糧補貼,實際款項還在存折上存著,王偉嶺沒有與信用社發生交易。
“他們說補貼錢是俺孩兒墊的,俺孩兒在哪兒弄那么多錢。”王偉嶺的母親告訴記者。
小召鄉信用社的主任李剛則拒絕了記者的采訪,他需要記者出示縣委宣傳部的介紹信。
政府的保證和無奈
“2011年6月17日,王偉嶺案發后,許昌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迅速成立專案組深入調查”,“2012年元月,專案組追繳返還受害群眾部分資金,占資金總額的60%。”許昌縣委宣傳部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5年來,王偉嶺的放貸對象基本上都是附近的村民和個體戶。小召鄉綜治辦主任王偉杰表示,“現在我是配合著法院將王偉嶺貸出去的錢收回來。王偉嶺的借貸手續很簡單,寫個條就行。這次,我是陪著法院第5次去收。前面收了4次,收回將近300萬,后續的還得去收。”
“政府對這事兒確實沒少操心,40℃的高溫,我們下去催收王偉嶺貸出去的借款。光工作組的經費就有30多萬,這些都是政府買單。”一位協助專案組追繳借貸存款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王偉杰現在每天都向縣領導匯報情況。他告訴記者,現在村民們對政府還是很感激的。因為王偉嶺多數的錢借給了當地農民,他們白天都下地干活兒,我們只能中午和晚上去收繳。“要不是政府,他們一分錢也要不到。”
王偉杰表示,事情發生之后,政府也與村民保持了良好的溝通。許昌縣書記和縣長曾帶著公檢法與信用社的領導與村民儲戶代表見面,并把相關的情況向他們通報。
不過,村民圍堵信用社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這主要是因為村民感到本金的全部收回希望很小。
村民表示,政府最初承諾要全力追繳款項,并100%兌付村民本金。但在兌付60%本金之后,一直沒有下文,這讓他們很著急。
一位村民向記者透露,一位縣領導說了一句讓他們很“傷心”的話,“剩余的錢收得回來就收,并且兌付給你們,收不回來也就只能這樣了。”
王偉杰告訴記者,有一些貸出去的款項到最后確實不太好收回,有的已經被起訴至法院。
在村民的本金沒有完全兌付之前,屯里村很難平靜,因為存款里大部分是村民的賣糧錢,有的是甚至為兒子蓋房準備的。
“在這個事件中,很難說誰對誰錯,誰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當地一位人士說。在這個事件中,信用社、村民儲戶、當地監管部門,無一不滿臉無奈與疲憊,但其背后深藏的農村金融監管薄弱、金融知識匱乏的隱患更讓人擔憂。
王偉嶺其人
王偉嶺的“自辦銀行”維持了5年,在一個偏僻鄉村吸收公眾存款高達3000多萬元,他真是一個貪財、詭秘的壞蛋?《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許昌進行了實地走訪。
據知情人士介紹,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偉嶺以前是信用社的信貸員,在上世紀90年代,屯里村附近有多家廠礦,信用社為了方便吸收存款,便將王偉嶺與另外兩名員工放在屯里村,并建立了服務站。2005年,服務站撤銷之后,只剩下王偉嶺繼續在自己家中做“業務”。
“王偉嶺這個人,那真是一點沒的說的。”這是村民們在采訪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許陽是屯里村的一位村民,與王偉嶺打過較多交道。“王偉嶺個子不高,人很實在,他父母也是農村普普通通種地的老實人。”王偉嶺沒出事前,許陽曾經向王偉嶺借過錢,因為是急用,王偉嶺也沒向他收取利息。
多位村民表示,王偉嶺很“仗義”,一般的村民如果需要用錢,一星期、十天甚至半個月之內,他都不收取利息。
“有時候,我存的錢還沒到期,因為急用,他(王偉嶺)就是借錢也會足額支付給我。”一位村民儲戶向記者回憶。
多位村民告訴記者,王偉嶺的家境在屯里村屬于一般。屯里村通往小召鄉的公路旁邊,一個二層樓房矗立在此,院子被大樹環繞,如果不是經人提醒,沒人知道,王偉嶺的“自辦銀行”就開辦在這里。
“我孩兒已經判了,到這個地步了,說什么都已經晚了。”王偉嶺的父親在自家的院子里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訴說。
王的母親告訴記者,王偉嶺被帶走時,家里的賬本以及現金全部被搜走了,甚至小金額的“毛票”家里都沒有了。
一位在王偉嶺處存錢的低保戶村民向記者表示,“雖然我們家條件很差,在那兒存的錢是我辛苦賣糧食的錢,但也不能急著去找他(王偉嶺)父母,他們現在太可憐了。”王偉嶺家中有年邁的父母以及妻子和一個孩子,現在只能靠王偉嶺的妻子出去打工貼補家用。
“俺孩兒進去之后,一面也沒有見到,過年也沒見到。”王的母親忍不住擦拭著眼淚。
王偉嶺的父親說,兒子出事后,之前一位借過他(王偉嶺)幾十萬的親戚直接告訴他,“一分錢也不會還了”,“這不是欺負人嘛。”
這位年邁的老漢,一連說了三聲“沒法兒說”,然后轉身走進了簡陋的廚房。
當記者離開屯里村時,樹上的知了依舊在歇斯底里地嘶鳴。
(應采訪對象要求,許陽為化名)
(本刊記者王勇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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