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沙沙

　　關于新型農業的理想圖景，東方和西方互不了解卻又互相傾慕。在美國農夫眼里，有著數千年歷史而仍生機勃勃的保護性耕作和有機農業，無疑代表著先進的農業模式;而在中國農民眼中，大規模、機械化、高科技的農業才是現代化的正解。

　　然而，一股出人意料的力量正在試圖扭轉中國農業向那個現代化農業夢想進發的腳步。他們租種土地，組建農莊，說服政府和行業協會，運用嫻熟的商業技巧吸引有意愿接受昂貴的有機食品的消費者，利用這一利基吸引資本加入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這場新農業運動再次陷入產能導向……這一外力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

　　從濟南市區出發，沿經十路一直向西，可以看到一個旁邊仍有大片未開發空地的別墅小區——藍石.大溪地，1萬元左右的均價在當地已屬中高檔住宅區。2012年8月的一天，江蘇常州西南的大水牛市民農園董事長兼首席農夫程存旺接到了藍石.大溪地開發商的電話，項目開發商希望與程存旺討論一項合作：在小區旁邊建造一個社區農園——大溪地社區業主專享的農園，業主可以選擇預訂有機種植的蔬菜，或者自己親手耕種。

　　房地產商可謂是中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風向標之一：需要寬敞的保姆間嗎?超大廚房到底多受歡迎?問他們便知道。現在，他們吐槽的新動向是：中產階級開始愛種菜了!

　　劉榮就是一個全職種菜的中產階級，在南方都市報做了多年記者之后，他決定辭職。他要逃離的不是一家公司或者一個報社，而是廣州這座城市，以及作為城里人的生活狀態。2010年7月，有個朋友告訴他一塊不錯的地在出售，他帶著懷孕的老婆去轉了一圈，開始幻想把這塊地當作給從未謀面的孩子的一個禮物。20多萬元，在廣州市區大約可以購置一個廚房的錢，他用這筆錢買下了60畝土地。然后建起了“蘿卜擦擦就能吃、長著小小的土 枇杷”的“小馬駒農莊”(以下簡稱“小馬駒”),從此，他的孩子可以在 4000 平方米的大院子瘋跑,追雞追狗,爬樹抓鳥。

　　2012年，通州西集鎮馬坊村的郎叔遇到了人稱“石掌柜”的石嫣。此時的石嫣正要離開她一手創辦的社區支持農業項目“小毛驢市民農園”(以下簡稱“小毛驢”)，她的 10 來個朋友每人了 預付 5 年共 2.5 萬元的菜錢,湊了大概 30 萬元,請她負責牽頭, 做個小有機農場。 “北京周邊這些小有機農場,多數是這樣開始 的。”一群城市白領湊錢做個小農場,或者干脆自己投資二三十萬元, 辭職當農民,這種被石嫣稱為“中產階級下鄉”的做法成了近兩 年忽然興起的社區支持農業(簡稱CSA)項目的主流力量。

　　中國的中產階級絕不是第一批出于對食物安全的恐懼去親眼看看下蛋的那只雞，甚至決定把雞養在院子里的群體。1965年，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婦由于擔心農藥對于食物的污染，連市集都不再相信，直接與有機食品的農戶達成協議，預付一年的費用，農戶必須按照要求種植健康的有機食品。在日文里，這個詞叫做提攜(Teikei)，這正是如今盛行的社區支持農業的起源。

　　社區支持農業、消費者合作社(CO-OP)、觀光農業(Agri-tourism)……這些大多誕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詞匯上映射著一群人的身影：被食品安全丑聞折磨得咬牙切齒、忍無可忍的中產階級，薄有資產、智識專業的中產階級，被稱為“政治后衛、消費前鋒”的中產階級。

　　2008 年,三鹿牛奶丑聞觸痛了中國中產階級那根已經緊繃的神經,屬于中國的中產階級開始介入農業潮流了。周而復始,眾所周知的大品牌和散落各地的小商販輪番證明人們日常所食 多么不可信任。信任大公司?上市公司的化學添加能力果然卓 越。回歸路邊攤?夫妻檔小店的化學試驗技巧一樣熟練。看不 清的產業鏈讓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惶恐有增無減,超市、生鮮 賣場、蔬菜市集相繼爆出令人失望的丑聞。惶恐的蔓延和信任感的缺失終于凝聚起了一批有能力的中產階級開始嘗試向食物的生產鏈源頭——農田無限趨近。

　　只有親眼所見才能信任，只有面對面的承諾才安心，極度缺乏信任的食物鏈條一再被拆散擠壓，土地到餐桌之間短到只有一兩個環節的“短鏈”農業模式，成為與有機種植相配套的“信任工程”。

　　中產——農場“生消者”

　　這是因捍衛餐桌運動而生的農場，農夫的技術是落后的，心態是先鋒的。

　　長沙的梁老師的后現代生活是這樣安排的:他在河西一個漁場附近弄了塊地,每到周末就開車過去刨刨弄弄。這塊地梁老師已經打理快一年半了,“沒多大,但收成不錯,就多種點喜歡吃的蔬菜”。城市長大的梁老師,在 50 多歲的時候開始在網絡 上找人求教種植經驗。

　　梁老師這樣的新農民正是石嫣的目標客戶之一。2010 年,她選取了 200 位小毛驢的會員進行問卷調查,數據顯示:65.03% 的會員年紀在30歲以上,九成會員的學歷在大學本科以上, 40.06%的人有碩士學歷,平均家庭月收入約為 2 萬元。這個中等收入群體被她視為社區農業模式乃至有機農業發展的核心動力。

　　四年前，即將在人大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三農”問題學家溫鐵軍的石嫣有個去美國交流的機會,但當她到達美國,她徑直來到了明尼蘇達州一個名叫“地升農場”(Earthrise Farm) 的地方,目的是為了深入感受一種被稱作“社區支持農業”的新型農場經營模式,開始了為期 6 個月的“洋插隊” 下鄉生活。

　　一直在城市長大的石嫣，卻由此成為了國內第一個公費去美國做農民的學生。回國后，石嫣把這種農業經營的新概念正式帶入了國內大眾的視野：2009年，石嫣在北京鳳凰嶺下搭建起了中國第一個經營CSA模式的農場——“小毛驢市民農園”。

　　石嫣沒有向目標消費者解釋什么是CSA。簡單地說，有個農場，你可以租來自己種，也可以預付款，定期給你提供蔬菜，有興趣嗎?

　　小毛驢的第一批客戶來自北京北五環萬科西山庭院小區的50戶居民，有人想自己來種菜，有人沒時間，但也想要健康安全的食物，小毛驢為此提供勞動份額(租地種植)或配送農場種植收獲兩種經營項目。

　　“辦小毛驢的時候完全是實驗心態。”作為在中國研究農業問題的學者，生態農業、有機種植早在2000年左右就擺上了議題。世界范圍里有機農業在發展進程中出現過的不同表現形態，隨著學者的交流推動，國內也都有涉獵。但在2004-2005年，經過專家培訓自己來做生態種植的農民都遇到了一個問題：產品賣不出去。這些沒有用化肥或僅使用少量農藥的糧食作物，因為人工成本的增加，比常規農產品市場價格較高，在通過傳統渠道銷售的時候，收購商不認可、消費者也不信任。

　　小毛驢的初衷就是想試一下，農民賣不出去的這個問題，用倒過來下訂單的模式能不能解決。在石嫣的觀點里，CSA模式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合作，建立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而在當時，國內毒奶粉事件剛剛平息，有機的概念開始興起，此起彼伏爆發的食品危機帶來的消費恐慌，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在北京，小毛驢的會員吸納發展得很快：三年左右的時間，種菜的會員有450戶，訂菜的達到600戶，鳳凰嶺基地用于勞動份額的農園用地已經全部有了認領租種的會員。2012年，小毛驢又和海淀區柳林村新合作了1000多畝地，等待擴大規模。

　　2012年，石嫣離開小毛驢，帶著朋友們和自己湊的30萬元，在通州西集鎮馬坊村遇到了郎叔。

　　郎叔家里有50畝的種植土地和100畝的養殖土地，一年種地能有5萬元收入。他兒子1988年出生，讀完大專畢業，之后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郎叔聽完石嫣的介紹，覺得這個事情雖然沒做過，但是收入高，也沒浪費兒子讀的書。于是，兩下商定，郎叔提供土地，按要求種植，石嫣負責接收訂單、管理配送。“分享收獲”農場誕生了。

　　近三年也是國內CSA的萌發階段，80多家CSA農場按發起者身份進行分類，可分為：土著派、市民派、公益派和餐廳派。土著派就是以土生土長的農戶和合作社為主;市民派是由市民個體或者合伙作為生產主體發起，在國內的CSA農場中占絕大部分;由高校、科研院所和NGO發起的這類不以盈利為首要目的的，可歸位公益派;還有便是杭州龍井草堂、柳州愛農會等著名的有機餐廳為了給自家提供高品質的有機食材，自己建立維護的有機農產品供應網絡。

　　市民派可謂最符合“生消者”——生產者即消費者的真諦。采訪中，石嫣提及一個典型：一家IT公司的30個同事決定每人出4000元錢，湊成12萬元，交給發起人之一的家庭保姆去種地。這位保姆和開公交車的老公一起辭了職，回大興家里去種有機蔬菜。這群發起人不要求產量多大，也不挑剔品種，只圖自家夠吃放心。這種消費者組團找人來種地，知根知底，可謂純之又純的社區支持農業。

　　在石嫣周圍，辭去工作，專心做農民的農場主也為數不少，比起其他類型的發起人，選擇做社區支持農場的中產者，對農場的盈利沖動更加淡泊。

　　誰是推手?

　　只有一個環節的供應鏈又怎樣?在中產和農田罅隙里的市場機會，你有興趣嗎?

　　當一件事情進入一個有購買力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再甚至被冠以“格調”，就意味著很多“相關利益方”也將樂于推波助瀾，甚至加入其中。

　　離藍石.大溪地社區步行不到3分鐘的地方，一片規劃整體的農園印入眼簾，這里就是山東第一家CSA項目。藍石.大溪地社區位于濟南的西郊，但社區周邊沒有商超配套，菜市場也沒有搭建，是一個硬傷。

　　“是開發商找到我們的。”通過微博，開發商藍石置地在2012年8月主動找到了程存旺，商談合作。此事項目一期已經在售中，為了解決社區買菜的問題，又可以保證食品安全，藍石決定在大溪地社區旁規劃出300畝面積的農園。2012年9月26日，藍石置地開發的溪地都市生態農園和常州大水牛市民農園正式舉行了簽約儀式。

　　整個項目中，藍石負責提供資金和土地。“我們只派三個人給他做咨詢管理。”程存旺繼續解釋道，“合作資金2013年是30萬元，咨詢內容包括CSA模式的搭建，種植安排，可服務的標準。”

　　和小毛驢一樣，這個社區農園也分為了出讓勞動份額(租地種地)和銷售配送訂單兩種模式供業主選擇，2013年就會開始正式運營。雖然社區農場是在定下來之后，才開始把理念和產品對業主推廣，但“購買他們一期項目的業主對農場都特別熱衷，尤其是勞動份額”。如今，在完成了相關土地評審、道路以及基本設施的建設工作后，選擇勞動份額的會員已經可以開始種植，訂單配送的會員招募要到2013年5月才會開始。

　　社區目前有3000戶業主，在程存旺他們的規劃里，這個農園一畝地平均能負荷10戶左右，但只是保證基本蔬菜供應。如果還想要種植糧食作物，“比較有把握的是500畝吧。”程存旺大致估計道。

　　在大眾點評網上，杭州的龍井草堂擁有五星評級，雖然它的人均消費高達460元，這家農家菜餐廳還是令老饕趨之若鶩。位于風景如畫的“龍井八景”旁，一片27畝的江南風格園林，錯落布著古樸精致的亭臺樓閣，戴建軍的龍井草堂餐廳就在這里。而在國內CSA分布地圖上，杭州的龍井草堂也是一個特別的代表。

　　龍井草堂因英國著名美食作家Fuchsia Dunlop在《紐約客》上發表的一篇評論而聞名。 Dunlop最為贊譽的就是其食材溯源體系之完美，堪比美國餐飲名媛艾麗斯.沃特(Alice Water)著名的環保餐廳Chez Panisse。 這家餐廳只按照節氣時令供應菜品，食材全部從有機種植的農戶直接采購。沒有菜單，只有一本采購日記，記錄了廚房供貨的農民、工匠、菜品等相關信息。客人來吃飯需要提前預訂，可以自己選擇消費金額的范疇，但吃什么、怎么吃由草堂的廚師來決定。

　　草堂的創建者戴建軍信奉袁枚的“大凡一桌佳肴,司廚之功居其六,采辦之功居其四”。為了原料正本清源，2000年開始，戴建軍陸陸續續拜訪了140多位老農民: 曾經的村干部、大隊長、村支書……在這門資深食材課上，戴建軍學到：原生態的食物，除了水源、環境、原種，更重要的是有居住在當地五六代以上的原住民,他們是最了解這方土地的，經過這些人有經驗的培育，種植出來的味道才是最純正的。

　　從2004年正式經營到現在，龍井草堂合作過的農戶超過了5000戶，“比如金蠶銀翎這道菜，要用金蟬花和放養3年的老鴨，我們就需要和起碼兩個農戶合作”。

　　戴建軍還在杭州農村創辦一個市民農園。農園請到了當年的生產隊長，生產隊長發揮經驗，全權負責組織耕種，農園提供土地、資金、工資，所有產品包銷，好像組成了一個當年的生產隊。到了一些特別的時令，需要的特色食物，比如冬至前后的年糕，臨海有名的豆腐皮……戴建軍會專門到產地去找做這些的農戶，把合作固定下來，到了需要的時候便請到草堂來現場制作。

　　自建“產學研”一體的龍井草堂在被譽為上海后花園的杭州，將“有機”和“地道”賣成了一個關于回憶和味道的傳說。但在與農戶的合作過程中，戴建軍逐漸生出一種焦慮：真正從事農業的農民越來越少，土地也越來越不純凈。10年之后，會變成什么樣?他在2008年做過一次統計：當地幫忙的農夫最年輕的38歲，年紀最長的93歲。2010年，那位93歲的老人過世了，農夫平均年齡算下來，還是超過了60歲。

　　我該像家公司嗎?

　　如果你是自己農場的消費者，你會像挑選餐廳、家具和保姆一樣審視它是否物有所值，還是寬容它的不準時、混亂和粗糙?

　　石嫣的一條微博，被圈子里的朋友瞬間轉發：“今天有人說，在有機農業蒸蒸日上的今天，突然明白，那些20塊錢一塊的豆腐和150塊一只所謂溜達雞都是給高端人士享用的。從第一次做農夫市集到今天，那些曾經純樸的東西，終究還是變了樣，充滿商業和利益的氣息，那些土里自然生長的植物變成了噱頭，變成了窮苦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吃食，到底是速成農業的傷還是扭曲的中國。”

　　做農場的朋友們在下面評論：即使賣20塊錢的豆腐和150塊錢的一只雞，我們其實也不賺錢，還在很艱苦地做。

　　這條微博反映了很多中產階級“下鄉”做農業的糾結：由于出身中產階級的緣故，大多數發起人或者農場主維護產業鏈上端——消費者利益的思維根深蒂固，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這一鏈條的最下游——生產者，求發展至少求生存是他們的使命。作為消費者看來昂貴得離譜的蔬菜，自己種起來才發現紙箱汽油都是成本。面對十幾元一斤的玉米，才發現原先堅信只吃有機飼料的雞才是有機雞，想法何其不切實際。

　　無論是儼然北上廣中產社區標簽的農夫市集，還是社區支持農業的本地農場，都面臨身份的焦慮：我應該多像一家商業公司?

　　農夫市集的心結在于是否該向賣家收費，來維持市集團隊的穩定。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新浪微博上總是高高置頂著當周市集開市的通知。從當年方家胡同里支幾張桌子的叫賣，到如今每周兩場、平均30多家農戶或商鋪參與的大集，官方微博累積了近6萬的粉絲，農夫市集創立兩年，辦了80多場，從未向賣家收費。

　　“明年，我們會考慮對新加入的參與者收費。”農夫市集的負責人常天樂不得不開始關注盈利問題：參市農場需要考察拜訪、宣傳資料需要制作、需要組織有機培訓……有段時間，四名全職員工甚至發不出工資。隨著農夫市集的名氣變大，經過與一些品牌商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合作，員工終于能拿到3000元錢的工資，“但這是在北京。”常天樂感嘆。

　　石嫣等CSA農場主們的困惑則在于：是否應該向會員提供類似商業公司那樣的服務?例如客戶口味偏好不同，那么是否可以提供選擇種類的服務?現在所有的貨物都由農場自己的車子配送，一天數十戶，什么時候送到什么時候算，這樣對于客戶簽收、備菜必然很不方便，是否應該向客戶提供指定時段的送貨服務?

　　消費者的忍耐和妥協是對新生事物的善意理解，還是愿意為安全食物付出的代價?如果將服務提高到商業水準，增加的成本是否會壓垮這些農場?

　　“以后的人工會越來越貴的，而想來種地的人越來越少。”在小毛驢副總經理黃志友的看來，城市人的介入雖能扳正部分低效的農業體系，但如何吸引農民返鄉，讓農民從農業中得到真正的收益，才是在中產階級食品安全自救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