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與長江商學院聯合主辦的“儒商論域2015”于11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主題為：良知，價值重塑與企業家。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項兵出席并演講。

　　項兵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已經有一批家族企業、不少國有企業，即A類企業、C類企業，但中國沒有自己的IBM、通用電器和西門子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權分散的所謂B類企業。

　　項兵表示，任何大國崛起都是B類企業占主導。他說，中國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氣打造一批B類企業。有些B類企業是國企轉制過來的，有些B類企業需要民營企業一步一步進化發展。我們必須營造更為合理的監管環境、稅收環境、輿論環境，為中國打造一批優秀的B類企業，超越國進民退、民進國退這個狹隘的辯論，構造一個更為合理的生態體系。

　　以下為演講實錄：

　　項兵：今天很榮幸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我對新商業文明的思考。

　　無可置疑，新商業文明是個大課題。第一次提起這個理念，一轉眼已經十年了，整個思考還在不斷學習和進化之中。

　　首先中國過去30多年來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就。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世界商品貿易出口第一大國；2010年名義GDP超越了日本；2013年取代了美國成為商品貿易第一大國；2014年按IMF估計，中國購買力均值調整的GDP可能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我們的成功與我們辛勤的努力、我們的勤勞，包括我們的創新密切相關。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趕上了N個“臺風”風口，第一個臺風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第二個大臺風是新的一輪全球化(2001年我們加入WTO，中國經濟真正快速發展)；第三大臺風是互聯網帶來的信息民主化——信息民主化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第四個臺風當然是和平，中國有了和平環境才有發展。所以這么多年來，這幾大臺風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環境，包括長江商學院的進步也是乘著中國崛起之勢。

　　縱然取得這么大的成就，當時提出新商業文明這一理念的最重要考慮，是我們的挑戰在哪兒——企業應該承擔哪些更大的責任？企業家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乃至解決全球的發展和文明進步問題？

　　在這個大視野下，我們看到的挑戰是巨大的，發展模式也確實有很多不可持續性。比如更精準來說，中國是組裝大國，仍不是制造大國，那么我們如何真正地實現從組裝到制造的轉變？如何從模仿一步一步走向創新？如何從追隨真正到全球的引領？如何從價格競爭走向價值競爭？如何在主流行業取得比較大的突破？目前我們的優勢體現在量上，N多行業的中國產品都是全球占有率50%以上，但是價值的獲取上我們少得可憐：iPhone6我們只按住了11美元；芭比娃娃零售價格10美元，我們中國企業獲取0.35美分——在主流行業能取得真正突破的中國企業少之又少。包括核電領域的成功企業、包括華為等電信類的世界級企業絕對是鳳毛麟角。我們的主流行業需要系統的、全面的突破；量上我們做到NO.1，但在價值獲取方面我們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還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怎么樣解決山寨問題、假貨問題？怎么樣解決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此外，中國的發展模式在造富上功能強大，打造了一批一批非常優秀、非常有名的成功人士，但在偉大商業機構打造方面進展非常之緩慢。我們有一批家族企業，不少國有企業，即A類企業、C類企業，但中國沒有自己的IBM，沒有自己的通用電器，沒有自己的西門子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權分散的所謂B類企業。任何大國崛起都是B類企業占主導。

　　為什么在2008年美國雜志《商業周刊》，我提名了華為成為全球影響力最大的十大企業之一？不僅是華為銷售額接近世界500強，也不僅是華為在主流行業有比較大的突破，同樣不僅因為華為50%以上的銷售收入來自中國以外的市場，或者華為當時申請的專利數量全球第二——最打動我的是任正非先生在華為只擁有1.47%的股權，而華為給全世界創造了10萬-11萬中產階級，給員工世界級的工資，給股東世界級的回報，而任正非先生并沒有把自己打造成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IBM、通用電器、西門子，就是這樣。中國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氣打造一批B類企業。有些B類企業是國企轉制過來的，有些B類企業需要民營企業一步一步進化發展。我們必須營造更為合理的監管環境、稅收環境、輿論環境，為中國打造一批優秀的B類企業，超越國進民退、民進國退這個狹隘的辯論，構造一個更為合理的生態體系。在這個生態系統中，還必須有更多有智慧的人立志做優秀的學者——我們需要優秀的企業家，同樣需要優秀的學者。

　　最近這幾年寫了一系列有關“心態”方面的文章，為什么寫這些文章？我發現人們如果心態不做重大調整，我們的夢想是很難實現的。如果我們都比較“花心”，沒有專注，“憋不住”，太多人急功近利，只追求立竿見影的東西的話，怎么可能有“大風流”的創新？這個問題必須解決。

　　商學院的責任是什么。我不反對排名認證，但我堅信商學院在不同社會、不同發展階段必須承擔不同的責任，我們不能被排名牽著鼻子走，也不能被認證牽著鼻子走。教學生如何掙更多錢、使得企業更具有競爭力，無可置疑是商學院的重中之重。但在我們社會基礎設施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中國今天的商學院更有責任引導學生思考“為什么經商”，然后才是“如何經商”。僅僅關注如何經商、如何掙更多錢、怎樣使得企業有更大競爭力，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長江商學院，我們希望關心三大問題：為什么經商？如何經商？財富應如何使用與處置？這是長江商學院的夢想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全球視野、人文關懷，是長江差異化優勢不可或缺的兩個元素。

　　希望更多企業家超越目前的短視和急功近利，當然更要超越為富不仁、巧取豪奪。我們對資源的珍惜、對環境的關愛是遠遠不夠的。去年到丹麥，看到他們家居設計、燈光設計對細節、對材料的節省，用心在點點滴滴，不是作秀也不僅僅是為了省錢，這種社會責任的傳達是無處不在的——這么富裕的社會對材料的節省做到如此之細，非常震撼！所以我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改進空間。如果不重視這類問題的話，我們作為GDP第二大國、人口第一大國，造成浪費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關注這些問題，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才有可能實現美麗中國的夢想。

　　面向未來，希望我們更多地超越科技。科技的重要性無可置疑，但過于重視科技忽視其他，是片面的。美國80%以上的GDP來自服務業，N多優秀企業不需要擁有核心科技照樣可以頂天立地，成為征戰全球的偉大商業機構。這就是為什么長江商學院希望把人文課程帶入管理教育。

　　全球視野又是中國企業的一大短板。我們必須超越民族品牌。三星說“我是中國的三星”，IBM說“我是中國的IBM”，通用電器是“中國的通用電器”——美國的企業家在全球演講，關心的問題都是全球的問題，而中國企業家絕大部分講的只是中國的問題。沒有全球視野更不可能有全球擔當，即使和印度企業家相比，我們也相對落后一代。印度企業和企業家在全球的崛起，令人嘆為觀止——印度人可以修理全球市場，中國企業家目前為止都只修理中國市場，盡管中國GDP是印度的5倍。因此，下一步發展必須有一批企業家有全球視野和全球資源整合的能力。

　　面向未來，新商業文明的核心元素中，我們必須超越“取勢”。“臺風”過后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國的崛起代表什么“道”？中國企業的崛起代表什么價值？這些問題已經不能再回避了。帶來貿易機遇、帶來經濟利益固然重要，但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全球的責任與擔當。我一直強調，我們N多創新和創業都是為了創富，如果所有人僅僅為了創富而創新創業，就會走進一個死胡同。我們必須有更多年輕人超越為了創富而創新，必須有更多人為了興趣、為了理想、為了夢想、為了擔當，為了全球責任而創新創業。一位蘇格蘭朋友說過一句話給我震撼非常大，他說我們蘇格蘭人口很少，但卻出了休謨、亞當斯密等影響全球的人物。因此，我反復強調全球視野、全球擔當是中國人不可推諉的責任，這一課我們必須補上，也相信我們有能力、有智慧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中國有N多古代先哲的智慧可以解決人類發展的挑戰，包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這比西方主流的“以人為本”，有差異之處和它自身凸顯的價值。面向未來，可持續發展是重大挑戰，我們必須面對人類的“集體短視”——從政治到經濟、從西方到東方我們的治理體系之中沒有任何長線的考慮。我們掌握了這么強大的科技，但也存在系統短視。改變這一現狀，是商學院不可推諉的責任。中國必須積極參與全球貿易和治理體系的重構，至少成為行業規則和標準制定的重要參與者；面向未來，為解決全人類發展生存的重大問題提供系統解決方案。

　　從文藝復興到現在，幾乎所有問題都是西方人提供系統解決方案，我們東方人去配合，這個時代必須結束了。隨著中國的崛起，東西方“雙向交流”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不是和西方搶風頭，而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擔當。500多年的沉睡，我們該睡醒了！所以如果通過這一系列的努力，我們不僅可以解決自己的發展問題，對世界的發展乃至于文明的進步都可能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真正實現取勢、明道、優術層面的雙向交流，也許我們有可能推動新一輪的文藝復興。

　　我堅信我們有智慧、有能力實現這一點。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