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2004年7月7日去世，今天是其逝世十周年。

　　楊小凱，原名楊曦光，華人經濟學家，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由于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2004年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

　　楊小凱簡介

　　楊小凱，198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研究員、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

　　他的論文見于“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期刊”、“發展經濟學期刊”、“經濟學期刊”、“城市經濟學期刊”等匿名審稿雜志。他和黃有光合著的《專業化和經濟組織》一書被權威雜志書評稱為“蓋世杰作”。財務理論奇才布萊克稱此書為“天才著作”。

　　他的《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被匿名書評人稱為“對經濟學根基進行重新梳理，為經濟學教學提供了嶄新的方法。楊小凱”該書評人認為“楊正在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領域。是的，我敢預見，人們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趣將迅速興起，我認為它很可能成為未來的潮流。”

　　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認為楊的工作比盧卡斯(Lucas)、羅默(Romer)、克魯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贊楊的研究使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為一體。

　　由于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

　　妻子是吳小娟，他們有一女二子。

　　學術成果

　　研究領域：

　　數理經濟學 、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 、微觀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 、產業組織理論等。

　　主要著作：

　　1、《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 ，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0年。

　　2、《發展經濟學：超邊際分析與邊際分析》，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北荷蘭出版公司，1994年。

　　4、《數理經濟學初步》(中文)，中國國防工業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論的經濟應用》(中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6、《經濟學原理》(中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7、“經濟增長的微觀經濟機制“，《政治經濟學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產品多樣化“，《美國經濟評論》，1992年第82卷

　　9、“壟斷競爭和最優先產品多樣性“，《美國經濟評論》，1993年第83卷

　　10、“專業化、信息和增長“， 《發展經濟學評論》 ，1997年第1卷第3期

　　11、《中國政治隨想錄》

　　生平事跡

　　少年無畏

　　17歲，他的思想開始超越當時的派性爭執，轉向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思考。

　　楊小凱本名楊曦光，小凱是他的乳名。兩個名字代表了他兩段不同的人生際遇。1978年以前，“楊曦光”這個名字飽含苦難與奮斗的傳奇色彩，和中國當代歷史糾葛纏繞。

　　1948年，楊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長沙長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為人知，在長沙一中那個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楊曦光靦腆孤獨，氣質獨特。他的父親當時是湖南省委的高級干部。

　　1966年“文革”爆發，楊父因同情劉少奇和彭德懷的政治觀點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這使得整個家庭受盡磨難。

　　1966年底，楊曦光參與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動。時年17歲的中學生楊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際，面對街道上寒光閃閃的刺刀和冷槍，公開張貼大字報、撒傳單。他因此被投入長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兩個月的羈押生活，加深了楊曦光對政治的體悟。他的思想開始超越當時的派性爭執，轉向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思考。

　　自看守所釋放后，楊曦光寫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國向何處去？》最為轟動。這篇文章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

　　1968年，20歲的楊曦光前往湖南省湘鄉縣和寧鄉縣下鄉調查農村社會情況。那次下鄉的另一個原因是避難。當時，《中國向何處去？》的油印稿不慎外傳，已有對他不利的消息傳來。

　　帶著對社會的新印象回到長沙時，同學告訴他：康生等人在接見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嚴厲批判了《中國向何處去？》，并宣布該文“實質是極右”，楊曦光是“反革命”。康生還說這種文章不是一個中學生能寫出來，也不是大學生能寫出來的，后面定有黑手。

　　從那天起，楊曦光開始了一個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書，夜里帶著眼鏡、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電照著看大字報。

　　很快，在武漢他就被人檢舉，由當時的長沙市公安局軍管會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長沙的路上，楊曦光看到四處貼著林彪的口號：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關押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這個看守所因大門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當時長沙最大的關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從那天起，我就從中國社會的上層進入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湖南省委大院內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層優裕的環境不再與我有緣。”他后來在回憶文章里寫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關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楊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處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

　　“那是個陰冷的冬日，我抱著背包和行李踏出九號的牢門，就踩在那看似寒徹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進二十三號那厚厚的牢門，我仍感到南方那帶有潮氣的清冷。”

　　鐵窗十年

　　那個時代的監獄里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楊曦光黑暗歲月中一團團溫暖的光。

　　楊曦光在獄中開始了人生中最為漫長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時間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鐵窗，他絕望至極。在判決下來的當天他甚至想到過越獄。

　　冷靜最終克服了絕望，只有高中學問的楊曦光暗自選擇知識作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內容。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監獄里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學富五車卻皆因政治問題入獄。在艱苦繁重的勞動之余，楊曦光拜當時關在牢里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他們成為楊曦光黑暗歲月中一團團溫暖的光。

　　“一個從四號轉到九號來的扒手告訴我，有位姓陳的老師每天都在鉆研英文和數學。他有四卷毛澤東選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讀毛選，他還在鉆研他的本行數學。這位扒手告訴我，陳老師還有三卷《資本論》。”

　　楊曦光最終與這位陳老師成為忘年之交。讀罷《資本論》，楊曦光“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他當時有三個想法，一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問題融合到價值理論中去，三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

　　在監獄里，楊曦光還拜師學習了英語、機械、經濟和數學。與生俱來的質疑精神和個人經歷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在沒有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之下，他開始了與世隔絕中的自由思考。

　　在獄中，楊曦光自己推導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慶幸的是，這些是自己想出來的東西，也算英雄所見略同。”

　　牢獄經歷使楊曦光發生巨大轉變。他日后說，“以前我會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壞，這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我想的是：這個世界究竟會怎樣發展？”

　　在長達十年的監禁生活里，楊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東西。獄友曾愛斌一直幫他深藏在監獄的木工房里。

　　1976年，楊曦光的妹妹楊暉來建新農場看望哥哥。離開時，那位叫曾愛斌的獄友冒著冬天的寒風和被干部發現的危險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濕，在去岳陽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車的楊暉，像傳遞圣經一樣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給了她。

　　楊曦光出獄時曾愛斌還未滿刑，他給楊做了個精致的木盒子作為紀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書，里面可以裝筆記本。大盒子正面刻著英文單詞：Forward(前進)。

　　鋒芒再露

　　十年的苦難沒有讓楊小凱變得偏執和自閉。對于孤獨，楊小凱處之泰然。

　　1978年4月，楊曦光刑滿釋放時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勞改農場的路上，楊曦光心情復雜：“心中充滿著對未來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將來發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為我的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

　　楊曦光出獄后，沒有一個單位敢錄用這位著名反動文章的作者。他在父親家閑居了一年。這一年，他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不少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復職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這一年，他決定埋葬“楊曦光”，同時埋葬那段苦難的歷史。他恢復使用乳名“楊小凱”。

　　改名后不久，楊小凱找到工作，在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

　　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但因其歷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他再次報考，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的幫助下，他終于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后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

　　1981年的冬天，正在準備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徐滇慶在國家計委信息中心認識了楊小凱。“每到半夜時分，當我離開機房的時候總看見還有一個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楊小凱。當我得知他正在撰寫‘經濟控制論’，不由得大吃一驚。我是自控專業出身，尚且沒有勇氣來寫經濟控制論，而小凱連大學都沒有上過。”

　　徐滇慶說，在他所見者中，楊小凱幾乎是智商最高的一個。而且，十年的苦難沒有讓楊小凱變得偏執和自閉。他穿著樸素，總是一副謙和的笑臉。

　　楊小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兩年，實際上在那個地方沒有人瞧得起他，也沒有人管他，他被迫獨來獨往。

　　“小凱被單位安排在二環路的一棟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滿了數量所的雜物，棲身之處就是一個角落，除了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之外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徐滇慶回憶。可楊小凱卻處之泰然，他總說，這里比監獄條件好多了。就是在這里，孤獨的楊小凱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初步》的專著，并發表了若干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經濟問題的文章。

　　盡管楊小凱展示了他過人的才華，但由于沒有正規文憑，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教授數理經濟學課程。

　　那一年，徐滇慶留在華中工學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騎車去武漢大學看望楊小凱。那時，楊小凱已經結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兩人感情深厚。楊小凱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臟又濕。雙人床是用木板拼湊的，惟一的家當就是兩個粉色皮箱——那是結婚時別人送的。

　　徐滇慶幾乎一直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們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碩士，第一批提拔講師，第一批漲工資。可是這些第一批中都沒有小凱。他的才華遠遠超越了我們，我很為他抱不平。可是楊小凱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漢大學期間，楊小凱出版完成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未能在國內引起反響，卻獲得了當時來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注意。

　　1983年，在鄒的安排下，楊小凱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伴隨楊小凱十幾年的厄運在這一年才算最終結束。他沒有選擇學成回國，從此永遠留在了外面。

　　學者生涯

　　他的言說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

　　在故土一直無法過上合時宜生活的楊小凱，在隨后的歲月中，在遠離家園的地方，命運給了他20年的順境補償。

　　在普林斯頓這所世界名校，楊小凱如魚得水。他師從國際貿易方面的頂尖學者迪克西特(Dixit)、格羅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后楊小凱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未及一年由講師躍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被聘為教授。從獲得博士學位到正教授，楊小凱只用了4年時間，并最終當選為澳大利亞國家科學院院士。

　　楊小凱的出現使國際社會開始重新評價華人經濟學者的分量。就全球華人經濟學家而言，對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經濟改革有切身體驗和真知灼見者，是少數；能對現代經濟學作出理論性貢獻或挑戰現有理論體系者，是極少數；而同時具備這兩者者，更是鳳毛麟角。而楊小凱，就是這樣一個人。

　　關于楊小凱的經濟學貢獻，廣為人知的是：他為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原動力這一偉大洞見，提供了微觀機制和數學框架。另一個偉大成就是成功地創立了一個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嶄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又稱“超邊際經濟學”。

　　在他離世后，連一向自負的經濟學怪才張五常都由衷感嘆：“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有人分析，楊小凱思想偉大之處還在于其有著強烈的處境意識，即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他理論的真實背景。正如國際知名學者杰弗瑞。薩克斯所言：毫無疑問，楊小凱也是研究其祖國——中國社會轉型問題最深刻而無畏的分析家之一。

　　楊小凱并非一個純粹的經濟學者，在他的言說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并提出了眾多觀點，如開放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頓大學一起讀書的一位密友說，“當時我對小凱的感覺是，他決心遠離中國政治，潛心研究學問，但后來我發現最初的感覺是錯的。小凱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向何處去’。”

　　“我漸漸發覺他從不回避當代中國面臨的許多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他的有些觀點會引起很多爭論，甚至誤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從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除非被證明是錯誤的。”他的老友，著名經濟學家文貫中說。

　　當中國國內對“后發優勢”津津樂道之時，楊小凱卻澆下冷水。他一語驚人地提出“后發劣勢”的假說。說：“中國就是模仿技術、模仿工業化模式，不模仿制度。這樣的話，就會形成后發劣勢。你光模仿技術，就等于你造了許多汽車而沒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說：“經濟改革只是憲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經濟改革與憲政改革之間的關系，落后國家期望經濟改革得到的‘后發優勢’最終將成為‘后發劣勢’。”

　　在楊小凱去世后，一位學術上的死對頭放下多年的驕傲對他作了一番真誠的評價：其一，小凱是我遇到過的最有預感天分的中國學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聰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學多識之輩也不難求，但預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則要靠天賦，要學也學不來。

　　平靜離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學術主張相關。

　　2001年，正當楊小凱意氣風發之時，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這對楊小凱是個相當致命的打擊——他在平靜命運里剛剛想做些事情。

　　楊小凱因此開始篤信基督，每日禱告。

　　在一些場合，他平靜講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歷程。楊小凱第一次接觸到基督教是在監獄。那時候，有個獄友是個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為使我非常感動：他盡量幫助別人，每天早晨禱告，在迫害面前一點也沒有害怕、恐懼，他在被判刑之前還為我們禱告。他說，是上帝讓他去承受苦難。”

　　而楊小凱的基督教信仰依然與他的學術主張相關。

　　“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這就是從宗教和意識形態來的，而不是從經濟基礎來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決定整個制度、人與人的關系，然后就再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

　　2002年12月，楊小凱的身體出現奇跡。他不僅能夠運動自如，打網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體內的腫瘤不見了。“瘤子是靠禱告消失的。這就是一個見證。當然，你可能說是碰巧了。但我的這一段精神上的靈魂生活絕對是真的。”楊小凱這樣解釋信仰的靈性。

　　在努力抗爭了幾個月后，楊小凱最終還是虛弱地走了。

　　楊小凱從不吸煙，卻患上肺癌。有人認為這恐怕是十年牢獄種下的病根。

　　楊小凱走后，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學術上的“沖突者”。一位在學術場上和楊小凱常常劍拔弩張的知名學者說，“他的學術生涯只有二十年：滿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凱不枉此生。”

　　2002年春節，楊小凱自澳洲向國內朋友發來新年寄語。他用英語寫道：愿上帝保佑中國！

　　友人追思緬懷

　　小凱一生追求的是中國的現代化，他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學者。他希望經過自己理論的研究跟認識，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林毅夫

　　說認識小凱，我可能排在第二。第一位的當然是小娟。我1982年認識小凱，在全國開經濟學會，他在會上講他的分工理論，這給我很深印象。跟小凱交往之后，他對我后來的學術影響也很大，包括介紹給我科斯的企業理論，我組織翻譯的中文第一次發表。還有很多新的理論，也是通過他才了解的，這都讓我學到了很多。

　　——張維迎

　　楊小凱很勤勞，早上8點鐘一定在辦公室里，晚上11點還在。他根本上就是一個學者，從早到晚都在做學問。我當時認為他是可造之才，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預感很好，二是他知道什么思想重要，什么思想不重要。這兩樣東西是最重要的。聰明和智商高都是沒什么用的，但是一個人有預感，而且知道怎么判斷重要和不重要，這是很大的本錢，這種條件是很少有的。而我認為，楊小凱就有。

　　——張五常

　　在小凱的指引下，我才知道制度經濟學怎么回事。當年出國之前我滿腦子都是政治經濟學，還不知道研究產權。90年代我去墨爾本，小凱啟發我說要研究制度經濟學，講了很多。回去以后我就開始注意他們這些工作。

　　當時我在讀經濟學還是讀神學兩者之間猶豫。本來是去做神學的，后來放棄轉而讀了經濟學。這其中很大是因為黃有光教授和小凱教授兩人的鼎力支持和推薦。這令我終身難忘，不敢懈怠。也是我一生研究的動力。

　　——韋森

　　小凱是個工作狂。我們的秘書曾經說，小凱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7天。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經多次勸他減少工作。但他說，有時候(其實是常常)很難停。我說，有什么難停，你就停嘛！小凱寫過一本六七百頁的書，是用七個月寫完的。我寫一本二三百頁的書，卻要用好幾年。

　　——黃有光

　　我們家的經濟大權，開始是小凱掌握——因為他是經濟學家嘛。后來我發現，好幾次買股票錢都虧得一干二凈。然后我就對他的經濟研究有點懷疑了。就把經濟大權掌回來了。我想如果我不改變方向，我們家可能就破產了。當時我準備做投資，買房產。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時候，小凱就說不去。“我一去，我會給你很壞的影響。”我當時不是很明白，后來明白了，搞經濟學的，在實際上還是會有點差別。以后每次經濟上的決定小凱都不出面——其實小凱是一個非常明智的人。

　　——楊小凱妻子吳小娟

　　從我們研究法律的人來看，覺得小凱是一個先知者。在全國那么多人都狂熱地認為在奔向真理和天堂的時候，他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且只有17歲。當中國經濟開始騰飛的時候，而且經濟學者認為僅僅通過討價還價我們就有可能博弈出一個新形式的時候，小凱提出了腐敗問題。當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的時候，我們都非常自豪高興。但是小凱這個時候，他去世之前發表的一篇文章，“如何讓憲法得到尊重”。我感覺到他很多的思想，是超越于時代的。

　　另外，小凱在監獄那么長時間，出來完全變成一個在學術界、思想界領先的一個人物，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說是一種人生的奇跡。

　　——季衛東

　　我經常和別人談起小凱，我聽到最多的兩個詞就是天才、可惜。我對這個兩個詞不是太認同、太喜歡。因為這意味著你評價一個人的標準是按照學術的成功、事業的成功，或者是不是轟轟烈烈。而我認為，這個相對于人，作為人本身的意義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凱最后能夠找到自己的信仰，能夠皈依到上帝的懷抱。我覺得最后他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目的，所以小凱一生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楊小凱學生張永生

　　(綜合華夏時報、百度百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