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4月2日消息,長江商學院日前發布了新一期BCI(中國企業經營狀況指數),2015年3月的數據為56.6,較2月數據53.2有所上漲,高于50榮枯線,顯示企業家對未來經營環境態度較為樂觀,如果這種預期可以維持,那么下半年經濟或能實現更好的增長態勢。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認為,從BCI指數來看,未來6個月,中國經濟狀況可能不僅僅會企穩,甚至還有希望小小超越市場預期。
長江商學院發布的BCI指數為前瞻指數,具有較強的預測作用。指數以50為分界點,50以上代表改善或變好,50以下代表惡化或變差,與PMI指數標準相同。該指數來源于銷售、利潤、融資環境和庫存這4個分指數的算術平均值。由于參與指數調研的樣本企業是國內業績較好的企業,基于企業競爭力偏高的事實,
BCI指數顯著高于官方PMI指數,所以相比指數本身,其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或能更準確反映企業家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判斷。
雖然3月BCI指數表現較好,但從整體數據趨勢來看,企業經營狀況數據均維持在創建以來的低谷位置,單月數據呈現良好可能與樣本企業本身在行業中的競爭力偏高有關。報告認為我國宏觀經濟下行的風險依舊存在,企業經營仍需保持謹慎態度。 “融資難、庫存大、成本高”這三大問題依然是目前中小、民營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
報告建議,雖然央行頻向市場釋放流動性的動作對復蘇經濟有積極意義,但更需企業主動進行轉型,對政府持續出臺的各種經濟改革政策需做出及時反應。
長江商學院教授李偉認為,目前各界對中國經濟的預期普遍較為悲觀,政府對今年經濟增速的目標設在了7%左右,比去年的7.5%左右有所下調,而權威性的國際經濟機構也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速將放緩。從目前已公布的信息來看,今年中國經濟開局確有些不利。但與市場的悲觀氣氛不同,長江商學院3月BCI指數卻小幅上升,顯示未來6個月,經濟可能不僅僅會企穩,甚至還有希望超越市場預期。李偉教授認為要更加注意這種預期的改善是如何實現的,例如一線城市的限購,假如政府繼續放松政策,那么現在擴張的公司踩準了點,但這對中國經濟來說,無疑將是又一次飲鴆止渴。
附 以下為李偉報告全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偉
從2011年9月開始,長江商學院案例中心與經濟研究中心連續針對在校學員和校友企業進行經營狀況調查,先后35次發布“中國企業經營狀況指數(BusinessConditions Index ,簡稱BCI)”,以反映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對宏觀經濟和公司經營的月度預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3月的數據,與2015年2月的53.2相比,BCI在本月反彈至56.6(50為指數的分水嶺,以上代表樂觀,以下代表悲觀)。目前各界對中國經濟的預期普遍較為悲觀,政府對今年經濟增速的目標設在了7%,比去年的7.5%(政府目標,非最終值)有所下調。而權威性的國際經濟機構也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速將放緩,例如2015年1月13日,世界銀行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放慢至7.1%,2016年和2017年將分別降至7%和6.9%;另外一家權威的國際經濟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提出了更低的預測值,其在2015年1月20日表示,2015年中國的經濟增速為6.8%,2016年的經濟增速僅為6.3%。
從目前已公布的信息來看,今年的中國經濟的確有些“開局不利”。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頭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同比增速僅為6.8%,上次低于這一增速的時間是在2009年,當時中國正遭受國際金融危機的侵襲。
固定資產投資的狀況更不理想。數據顯示,2015年1、2兩個月(由于春節因素,政府將1月和2月的數據合在一起公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同比增速為13.9%,這是近15年來最低的數字(是與每年頭兩個月的數據比較,后面亦然)。同時,這也是自1992年有該項數據以來第4低的數據,其他3次數據的值分別為1996年的7%,1998年的10.2%和2000年的8.6%。
由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投資,因此目前公布的數據為今年的經濟增長蒙上了霧霾。然而,與市場的悲觀氣氛不同,BCI在本月是小幅上升的。這里需要提醒一下,BCI是一種表達企業對短期運營狀況的指數,一般詢問的是企業預期未來6個月與去年同期的比較結果,因此當BCI出現上漲時,這往往意味著受調查企業對未來6個月的經營預期向好。從指數的設計上說,BCI本身就是一個前瞻指數,對短期的企業運營和經濟狀況有預測作用。
BCI及其他指數
我們發布的BCI,由四個分指數以算術平均的方式構成,分別為:企業銷售前瞻指數、企業利潤前瞻指數、企業融資環境指數和企業庫存前瞻指數。
數據顯示,上述四個分指數本月出現了全面反彈。銷售前瞻指數由2015年2月的69.5升至本月的76.1;企業利潤前瞻指數從2月的55.8升至本月的57.1;企業融資環境指數為44.5,雖然還在50以下,但比上月增加了4.5;最后,企業庫存前瞻指數本月實現了反彈,由40.7上升至45.1。
從從BCI和BCI的四個分指數來看,未來6個月,中國的經濟狀況可能不但會企穩,甚至還有希望小小的超越人們的預期。不過這里我們需要探討一個關鍵的問題,即這種預期的改善是如何實現的?假如這是企業提高了生產效率,加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那么這對中國經濟將幸莫大焉;但也有一種糟糕的可能,即企業認為政府將推出大規模的刺激計劃(雖然政府可能嘴上不說),例如降息、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加速對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審批,促使銀行放松對房地產的貸款,放松對地方融資平臺的限制,放松對一線城市的房屋限購等等,這里面的有些政策已經開始推行,例如降息和放松對按揭貸款的限制(2015年3月30日,政府宣布調整房貸政策,總體的傾向是放松了對房貸的限制),有些還在維持,但市場對其解除抱有希望,例如一線城市的房屋限購。假如政府繼續放松政策,那么現在擴張的公司將是“踩準了點”,但這對中國經濟來說,無疑將是再一次的飲鴆止渴,也違背了李克強總理之前的表態,“我們將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
在BCI之外,我們在問卷中還詢問了其他一些關于企業運行的問題,并制成了相應的指數,下面來看看這些指數。
首先來看價格端的指數,本月消費品價格前瞻有所下跌,從2月的53.1滑至本月的52.7;中間品價格前瞻指數則有所上漲,從2月的36.8升至本月的39.5。價格端的指數本月有所變化,但整體態勢沒有變化。企業對未來6個月的消費品價格持一種謹慎的樂觀,但對中間品的價格依然悲觀。
由價格端的指數可以看出,目前在居民消費領域,通脹非常溫和,處于較為理想的狀態。但在工業品等領域,價格非常疲軟,由此可見這些領域的產能過剩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狀況。
企業投資前瞻指數本月有所下跌,從上月的66.3跌至本月的64.1;企業招工前瞻指數本月有所上升,從上月的65升至本月的66.7。這兩個指數長期都表現不錯,這里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企業雖面對諸多困難,但還能靈活應對,有利潤,需要擴大生產,要是這樣,我們應該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另外一種可能和上面說過的內容相似,假如企業認為政府會實行大規模的救市政策,那么其逆周期操作就是理性的,但這種個體理性匯聚所帶來的將是集體的非理性,這對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絕非福音。
然后是企業競爭力指數,該指數衡量企業在該行業所處的地位,指數越高,其在該行業中的地位越高。2015年3月該指數為68.8,比上月的69.8有所下降,但繼續維持在高位。自我們開始調查以來,該指數未曾跌至50以下,50至60僅有1次,而70以上高達19次。由于我們的調查對象主要是長江商學院的校友企業,因此這表明所涉企業的狀況好于所在行業企業的平均水平。換句話說,目前中國企業的整體運營狀況,應該比我們數據所顯示的狀況要差一些。
勞動力供求關系逆轉
最后我們來看成本端的指數。企業用工成本前瞻指數和企業總成本前瞻指數本月都有些微下降,前者由2月的85.8降至本月的83.4,后者由2月的78.6降至本月的76.6。在2015年1月,企業總成本前瞻指數曾高達85.7,但該指數最近快速下滑,這可能與近期石油、鐵礦石等原材料價格的下跌有關。企業用工成本在今年也有下滑,1月份該指數為89.1,現在是83.4。
不過筆者認為,中國用工成本上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可能僅僅處于開始的階段。自2011年9月長江商學院開始制作BCI以來,用工成本前瞻指數一直居高不下,僅有一次低于80(2012年12月,78.6)。實際上,在早期的BCI原始數據采集中,曾有過樣本的變動,但樣本的變動對用工成本前瞻指數毫無影響(對另外一些指數則有或多或少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國用工成本的上升很可能是一個大范圍的現象。
企業用工成本的上升與多個因素有關,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力的減少,而勞動力的減少與近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策變化直接相關,例如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養育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導致人們生育意愿的下降。除此以外,對于生育率的下降,中國還有一個頗有特色的因素,就是計劃生育。關于計劃生育的是是非非在這里不多談,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勞動力的減少提高了勞動力在求職市場中的博弈能力,這對企業來說是一種壓力。在壓力面前,企業要么就提高效率,吸收這部分成本,甚至用機器人去替代一些過去由人來做的工作;要么就只好轉移生產地,遷往成本更低的中國西部地區或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要么只好關廠清鋪,拿錢去找新的投資項目(股市?樓市?)。
其實中國的經濟發展從邏輯上來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在改革開放伊始,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因此當經濟發展開始啟動時,過去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開始轉向工業和服務業。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結構發生改變,第一產業的占比下降,農業人口逐漸減少,城市化也隨之而來。但在改革開放早期,勞動力多而就業機會有限,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博弈能力較低,所以勞動力價格低廉。大量廉價勞動力與資本的結合促進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后基礎設施開始改善,城市化不斷進行,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力的技能也隨之發展。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村可轉移的勞動力日益減少,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開始發生轉變。企業,尤其是從事低端制造業的企業,其招工、用工成本不斷上升,有些企業可以升級換代,但很多無法完成這個過程,因此它們就開始了遷徙。二戰之后,這些企業先是在日本經營,后遷至韓國、臺灣、泰國等經濟體,在1994年中國外匯體制改革后,人民幣一次性貶值50%,這對出口企業是極大的利好,而且中國龐大的人口似乎擁有不竭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外商出口企業大量進入中國。韓國等地之前已經完成了經濟轉型,進入了更高的價值鏈,因此大量低端出口企業遷至中國對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但像泰國這樣的國家,當時沒有完成向高端價值鏈的躍升,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其競爭力又弱于中國,因此其出口和經濟增速很快就受到了影響。
泰國和韓國
這里我們要詳解一下泰國和韓國的例子,因為這兩個國家在1960年代同為經濟落后國家,但它們的經濟狀況在此后的幾十年發生了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及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值得當今中國思考的。
先來看泰國的情況。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60年,泰國的GDP和人均GDP分別為27.6億美元和100.9美元(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中的數據皆以現價美元為單位)。從1960年到1993年,泰國GDP和人均GDP的復合增長率分別為12.7和10%,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別為1250億美元和2153美元。
再來對照韓國看,1960年,韓國的GDP和人均GDP分別為38.9億美元和155.6美元,和泰國基本上處于一個起跑線。從1960年到1993年,韓國GDP和人均GDP的復合增長率分別為15.5和13.5%,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別為3920億美元和8869美元,兩國已經拉開了差距。
1994年,人民幣貶值50%,而當時中國的人均GDP為469美元,只有泰國的22%,韓國的5%,因此在低端制造業上有著巨大的競爭優勢。雖然泰國的出口此后還在增長,但增速大不如前,以1994年為中心,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間,泰國出口的復合增長率為13.3%,而1994年至2003年,該數字降為了7.8%。對照看中國,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間,中國出口的復合增長率為15%,而1994年至2003年,在基數大幅提高的情況下,中國出口的復合增長率不降反升,達15.4%(中國的出口數據來自Wind資訊)。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泰國和韓國都受到了沉重打擊。1996年,泰國的GDP和人均GDP分別為1819億美元和3055美元,但到了1998年,這兩個數字已經變為了1119億美元和1837美元,前者縮水了38%,后者縮水了40%。
韓國的狀況也好不到哪里去。1996年,韓國的GDP和人均GDP分別為6034億美元和13255美元,但到了1998年,這兩個數字已經變為了3765億美元和8134美元,前者縮水了38%,后者縮水了39%。
然而,此后兩國的發展軌跡出現了顯著的不同。泰國的GDP增長緩慢,直到2006年才達2071億美元,突破了1996年的1819。人均GDP也是在2006年(3143美元)才突破1996年的3055美元。亞洲金融危機在1998年觸底,此后泰國和韓國的經濟狀況都開始反彈,這也就是說,泰國用了8年時間才回到1996年的經濟發展水平。
再來看韓國的狀況,韓國經濟在1998年觸底后反彈較快,2002年其GDP就超過了1996年的前期高值,人均GDP在2003年超過了1996年的水平。換句話說,假如從1999年開始算,韓國GDP只用了4年就得以恢復,人均GDP多花了1年,5年時間得以恢復。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3年韓國GDP為13046億美元,人均GDP為25977美元。泰國2013年GDP為3873億美元,人均GDP為5779美元。在半個世紀的時間中,韓國從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發展為一個發達國家,不僅實現了擺脫貧困的目標,還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含義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這樣的國家往往無法在低端產品上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在高端產品上與高收入國家競爭);泰國雖然實現了脫貧,并一度發展勢頭良好,但最終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中,與韓國的差距越拉越大。
有趣的是,當年人均GDP遠大于中國的泰國,如今已被中國反超。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6807美元,比泰國多18%,這意味著當年中國對泰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今天已逆轉。
在現在的韓、泰、中三國中,韓國已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發達國家。三星電子是蘋果公司在全球最強勁的競爭對手,現代汽車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知名品牌,韓國在造船業也是實力強勁。另外,韓國的流行文化也非常繁榮,2012年歌手樸載相的《江南Style》曾風靡全球。
泰國近年來經濟連續發展,但仍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已實現了脫貧的目標,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然而,現在中國經濟正面臨著一個新的挑戰,也是更為棘手的挑戰,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序列。
“中等收入陷阱”
之前筆者之所以喋喋不休的講述了泰國和韓國自196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狀況,就是希望從歷史的角度去探討今天的問題。
經濟發展與否的原因非常復雜,不是一個簡單的勞動力成本變化就可以解釋的。當年中國影響了泰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但這絕對不是造成泰國日后經濟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一個經濟體在成長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困難,如何處理這些困難將決定其未來的發展狀況。隨著經濟的發展,過去的優勢會消失,那么如何塑造新的競爭優勢,并沿著價值鏈繼續向上攀爬,就成為了每個經濟體所面臨的問題。泰國和韓國早期都擁有廉價的勞動力,但當經濟發展后,勞動力不再廉價,這時候舊有的模式就不再可行。建立新的競爭優勢需要相應的制度條件,假如希望經濟在長時間內持續健康發展,那么一些制度就是必要的,例如對產權的有效保護、法治、能高效分配資源的金融體系等。每個經濟體都知道應該在這些方面有所作為,但其真正所做成的那些部份才會決定其未來的經濟狀況。
現在,中國那似乎“永不枯竭”的勞動力開始變少了,每年春節后關于各地招工難的新聞報道滿天飛,而且這些勞動力離“廉價”的距離越來越大。根據媒體報道,雇主現在獎勵那些為公司帶來新員工的人,新來的員工住在條件更好的宿舍里,夏天有空調,冬天有熱水,除了一般的薪水外還有紅包等等。要是一些技術要求高的職位,5000以上的月薪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適的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正在重復過去泰國和韓國所走過的路。不論是從連篇累牘的新聞報道去看,還是從我們的企業用工成本前瞻指數去看,中國曾經廉價的勞動力正在“越來越不廉價”。低端制造業的轉移不可避免,那么現在的問題是,低端制造業走后,中國還剩什么?什么將支撐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現在市場上流行一種觀點,即中國的人均GDP離發達國家仍有相當的距離,因此中國的發展空間仍很大,未來經濟會保持一種中高速的增長狀態。但通過泰國和韓國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均GDP的差距只是代表一種發展的可能程度,并不必然代表未來的發展結果。假如真是代表未來的發展結果,那么我們在1993年完全可以說泰國未來的經濟增速會超過韓國,因為其人均GDP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更大。
除了泰國這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外,還有人均GDP相對值下滑的國家,比如阿根廷。根據麥迪森項目(Maddison Project)的數據,在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為2875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計價,本段美元皆使用這一單位),而當時包括英國、德國、法國、荷蘭在內的西歐12國,其人均GDP為3155美元,美國的數字稍高,為4091美元?梢哉f,在那個年代,阿根廷是標準的發達國家。但到了2010年,阿根廷、西歐12國和美國的人均GDP分別變為了10256美元、21793美元和30491美元。從數字上看,阿根廷與西歐12國和美國的差距無疑拉大了不少。
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業,僅此一項就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發展。而這也是我們看到,為何中國在很多重要領域(例如金融業)并未取得實質性改革的情況下,經濟亦可騰飛的結果。現在,中國的勞動力供給態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對中國經濟來說,“低垂的果實”即將食盡,企業面臨挑戰,整個經濟也面臨挑戰。
對于這個挑戰,從好的方面來看,中國已經有了一些戰勝挑戰的資源,例如目前中國的勞動力素質與1980年代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問題也在于,中國仍然缺乏一系列基本的制度改革去適應新的經濟環境,例如我們的金融系統從總體上依然維持著舊有的格局,沒有建立一個多層次高效的金融體系,而一個高效的金融體系對經濟效率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也就是說,中國一方面要盡快去進行一些制度改革,至少要在近兩年制定出制度改革的整體方案,并用5年左右的時間去貫徹這一方案。另一方面,也要為企業的轉型去減壓,“騰籠換鳥”不可避免,也是自然的過程,但假如企業的短期壓力過大,出現舊的去了,新的沒來,那么中國經濟將可能面臨更大的困難。因此,如何采用一些短期的政策去有效的給企業減負,同時盡可能的讓這些政策不成為套利者的樂園,這也是需要仔細考慮的一點。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案例研究中心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新浪財經 蘇科瑜 發自北京)
名稱 | 最新價 | 漲跌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