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觀察報》記者 劉青山

　　“因為沒有建立相應的淘汰退出機制，半市場化的國企高管年薪制有變成高水平大鍋飯的可能。”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在8月23日召開的“國企改革進行時——共識與務實”研討會上如此警示說。他認為，現行國企高管年薪制是改革中的一種無奈選擇。

　　“國企改革進行時——共識與務實”研討會由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人民政協報聯合舉辦。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石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東方電器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王計，全國政協委員、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十八大代表、中國建筑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宋志平，著名經濟學家、全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華生等專家學者及企業界人士出席了研討會。

　　此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聲，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莊聰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驤，全國政協委員、《求是》雜志原總編輯張曉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所原所長陳小洪，人民政協報社長李紅梅，國資委深改辦主任、研究局局長、研究中心黨委書記彭華崗，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黨委副書記楚序平等也參加了本次研討會。

　　由于該研討會的召開，恰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召開之后，因此國企高管薪酬話題自然成為關注焦點。此外，與會者還就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國資監管體制模式、市場主體的重構等三個層次的話題進行研討。

　　尋求最大公約數

　　國企改革應公開公平公正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企改革進行部署后，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民營企業家，擔心參與國企改革會成為代做嫁衣者。

　　對此，經濟學家華生指出，國企改革過程中，無論是引進外部投資還是內部持股，都應該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生命線。他認為，如果把握不好這一問題，國資國企改革就是自掘墳墓。華生強調：“從世界上看，凡是政權倒臺的，都因為公共資產瓜分得不公平。”

　　與會學者認為，國企改革必須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則，要盡可能尋求最大公約數，以保證參與改革的國有經濟、民營經濟乃至廣大民眾都從改革中獲益。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莊聰生就他最近8個月以來對170多家民營企業進行的調研發言說，目前不少民企對如何才能在國企改革中獲取合理的投資回報心存疑慮，盡管認可大方向，但觀望情緒比較濃厚。“應該說，支持和參與國企改革是民企的歷史責任，但是資本的最大特點是逐利，沒有利潤的事，民企是不會去做的，國企也一樣。”

　　莊聰生說，他在調研中發現，民營企業的擔憂主要表示在目前投資領域的隱性壁壘依舊存在、國企與民企的體制機制沖突明顯以及民企投資后是否能夠掌握一定話語權等。莊聰生說：“很多民營企業希望在入股國企后擁有一定的發言權或者主導權，有了這個權力他才會投資，純粹讓他當配角，他是不愿意的。再有，就是很多民營企業擔心國企拿出來的資產不是最好的。”

　　此外，國企體量過大，民企與國企難以找到合適的合作方式也是社會上普遍關注的話題，更是民營企業家向莊聰生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因此，莊聰生認為，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實行優先股制度，或者讓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僅能降低民企參與國企改革的門檻，而且也能讓民企在進入后掌握一定的話語權。

　　華生表示，國企是全民的資產，無論是引進外部資金，還是進行內部持股，都應該創造條件讓更多人知道并且有機會參與。

　　前不久中信國安的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驗，遭到強烈的質疑。對此，華生評論說，大家認為中信國安賣得太便宜了，那么大個集團，控制那么多上市公司，民企只出那么點錢就將它全部控股了，有問題。這種看法有沒有道理？華生認為“不一定”，因為畢竟大多數人沒有參與資產評估過程，很難判斷其行為是否正當。華生認為，大家有意見，因為交易“不公開、不公正、不透明”。

　　在上世紀末，國企改革交易并無硬性規定，現在各地出臺的改革舉措中已經明確要求，股權轉讓必須在產權交易所股票掛牌，華生認為，這是一大進步，但也存在一個明顯的漏洞，就是增資擴股不用進產權交易所，中信國安就是鉆了這個漏洞。華生認為，如果不把這一漏洞堵上，國企改革就會沿著中信國安這條路改下去，那么改革必然會遭到老百姓的強烈反對。

　　在華生看來，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的生命線應該是公平、公正、公開，他認為，本世紀初的國企MBO(管理層收購)改革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一點。

　　“公開、公正、公平是一條社會發展的原則，也是一條改革的原則，必須堅持。”石軍認同華生的觀點，他表示，現在制定的制度也好、政策也好、法律法規也好，對此都應當加以規范。

　　莊聰生表示，現在很多民企已經認識到，公開的交易更有利于企業改革成功。他以上海為例指出，作為地方國資改革的先行者，上海在出臺改革方案時，明確提出要做到“信息公開、定價公開、競爭公開、程序公開”，而上海復星是民營資本參與國企改革的先鋒，迄今已經參與了22家國企改革，投資接近100億元。莊聰生認為，復星的運作做到了公開，“國資委和紀委都曾去查過，他們的交易絕對是本本分分的，因為一旦出事得不償失。”

　　改革政府權力邊界

　　打破高管薪酬大鍋飯

　　國企改革是一項綜合性改革，涉及到多個層次，從哪一角度著手向無定論。長期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石軍表示，推進國資國企改革，應該從政府職能改革開始。

　　石軍認為，一直以來，國企的自主權不足，是企業界人士尤其是在國企內部意見非常大。“只有政府才能決定國有資產的戰略方向和調整方向，只有政府才能確定哪類企業實行獨資，哪一類實行混合，以及混合的程度，哪些行業可以準入，哪些行業不能準入。”石軍認為，這導致了企業缺乏對資產支配權和調整權，使得企業無法適應市場變化，“所以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必須首先轉換政府職能”。

　　華生則表示，在此前的管人、管事、管資產的監管模式下，附加的條條框框太多，企業要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而沒有被管死是很不容易的。

　　對此，邵寧、王計等人也認為，包括國資委在內的政府機構應該在改革中重新劃分與市場之間的權力邊界，讓市場在激發企業活力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大的亮點，就是提出了要以管資本為主去加強國有資產管理，邵寧認為，這一提法是有針對性的，“說明國資委在工作中出現了管得過多過細的問題，意在提醒國資委應該注意自身的權力邊界”。不過，邵寧也表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宜簡單化、絕對化。

　　邵寧透露，在組建之初，國資委并沒有完全按照一個專業機構標準進行組建，相當一部分參與組建的機構和人員并不是搞企業工作的，甚至不是搞經濟工作的，“這些人搞起經濟工作就很難把握行為界限，越位很難避免。”

　　邵寧說，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中國的國企尤其是國資委管理的工商類企業最初并不是市場主體，盡管經歷了多輪改革，至今仍然背負著冗員、社會職能和大集體等非經濟問題。他認為，盡管目前國有企業的各類問題已經大大減少，但是并沒有解決完，所以現在單純的管資本對于國有資產監管部門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國資委應該既要有能力管資本，也要有能力推進改革、調整結構、解決問題、維護穩定，為管資本創造條件。

　　調整國資委管理重心的同時，邵寧認為，其他相關的部門應該與國資委一道完善包括企業干部任命、薪酬管理體制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他指出，“這是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關鍵點。既有可能成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可能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礙。現在亟需解決的問題是打通國有企業高管、領導人員的市場化的退出通道。”

　　邵寧表示，很早之前，中央就提出了要建立有別于黨政干部的企業領導人員的管理體制，目前來看，國有企業的高管入口已經開始多元化了，包括組織調動、內部提拔、競爭上崗、公開招聘等，但是出口到目前為止始終只有一個——行政化的出口。與此相伴的，則是國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扭曲。

　　上一輪國企進程中，為了留住人才，國資委實行了一種半市場化的年薪制辦法，這就是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收入水平比市場低，但是比公務員要高。“這是改革過程中非常無奈的選擇。”邵寧說，在理論上實行年薪制之后，應該及時啟動企業領導人員的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優選和市場化的淘汰機制，否則年薪制很可能就變成一個高水平的大鍋飯。

　　對此，華生也有同感。他說，按照政府的標準，國企負責人比政府官員同一個級別的工資高了5-8倍，官員心理當然很不平衡。但是與同等規模的民企相比，對方高管的工資又是國有企業的10-50倍。因此，華生認為，阻礙國資國企改革不能前進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做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我有一個疑問，央企改革到底是改成‘央’還是改成‘企’?”

　　對此，宋志平補充說，國有經濟應該區別對待。國企應該集中在保障類領域，這一類企業沒有必要也很難政企分開，比如中國鐵路總公司、北京公交公司。他認為，競爭類領域國有經濟應該以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國有股權來體現，在這些企業中不管國有經濟比重是多少，必須實行政企分開。

　　管理層持股

　　方能成就百年偉業

　　經過多年改革，中國國企已經有了飛躍式的發展，進入《財富》世界五百強名單的國企連年增加。然而，多位與會人士呼吁，在看到國企發展成績的同時，更應該重視他們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福耀玻璃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認為，目前有些國企發展形勢十分嚴峻，改革刻不容緩。從外部來看，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至今陰影尚在，國際經濟恢復艱難。國內來看，國企的產業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不少投資以不良資產的形式大量沉積。曹德旺透露，他前段時間收購了四家國企，其中兩家已經資不抵債，這說明“現在國企的債務問題很嚴重”。

　　王計則認為，不少國企目前已經有了較強的實力，但活力不足仍然是當前最突出的問題。在王計看來，國企具有活力的標志之一就是“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能生能死，能大能小，能進能退，能嫁能娶，讓國有企業像商品一樣在市場上實現交易，讓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在資本的流動和交易中去實現。”王計表示，不少國企距離這一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要想增強企業活力，混合所有制是當前公認的行之有效的一種辦法。石軍表示，國企改革的立足點就是營造活力企業，而突破點就是混合所有制。他認為，“發展混合企業是營造活力企業的重要途徑。只有實現企業產權的多元化，才能實現治理結構的科學化，才能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

　　宋志平則認為，優先股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捷徑，它不僅能化解國有資產混合過程中的流失風險，同時也可以解決國有股有限獲得股息和保證國有股優先權的問題，還能提高民營企業的積極性。

　　關于實施優先股制度，宋志平進一步解釋說，首先它可以保障國家的財產處置優先權。其次，混合之前，部分國有資本量化成優先股，剩下的拿出來和普通股合作，這樣可以降低混合難度。再次，既然可以把優先股的部分交給民企，也就可以交給企業管理團隊經營，保證企業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他認為：“優先股，這可能是我們在整個混合所有制里打開缺口的一個通道。”

　　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在發言時表示，為了保證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成功，應該允許員工持股，尤其是核心領導和骨干隊伍必須持股。

　　鄭新立說：“一家幾萬人、幾十萬人的公司，真正的凝聚力在于核心層、骨干層。”核心層包括董事長、副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骨干層包括二級公司的經理、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如此大概有兩三百人必須持股。鄭新立認為，為了規范管理，可以規定核心層、骨干層在任期之內，甚至離任之后的五年之內不允許出售股份，這樣就等于給他們戴上一個金手銬，這是許多企業辦成百年老店的秘訣所在。

　　王計則希望，把對人的管理重點放在對董事會成員的配置上，讓董事會充分行使章程賦予的權利，讓董事會決定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王計說：“賦予權利意味著賦予責任，這種權利與責任的配置要比讓遠離企業坐在辦公室里的處長和局長們充分行權，卻負不起責任的現行制度更貼近市場、更具有法律效率。”

　　華生表示，混合所有制最終的呈現形式爭議很多，但最理想的狀態可能是沒有明顯控股股東。他舉美國的一些跨國公司的例子說，像微軟，比爾·蓋茨自己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幾，誰是控股股東？他說：“這些大公司的第一大股東可能是保險基金，可能是一個大學的基金會。股東之間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相互制約，那才是真正的混合。”

　　政府對混合所有制企業怎樣管理，是關系這一改革成敗的關鍵。對此，宋志平認為，過去股份制的探索之所沒有成功，就是因為戴著國有控股公司的帽子，僅僅解決了從市場募集資金的問題，并沒有把市場機制引入企業，拿到的錢還是國家管。當前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不能再犯上一次的錯誤，不應該再給混合所有制企業戴上國有混合、國有控股的帽子。

　　“現在各省市基本確定了50%以下不按國企管理，那50%以上呢？”宋志平認為，不管混合比例是多少，只要引入了社會資本就不應該再按照國企進行管理。

　　宋志平說：“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企、外資應該同臺競爭，統統按照市場經濟的規矩去做，不要賦予其他的東西，既不要賦予額外的優惠，也不要給任何額外的限制，這才叫真正的混合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