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眼中的城市

　　上海是不是“我的城市”

　　他們畫出的“城市”里有學校、小賣部、小山小河，卻沒有自己的家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 陶文靜/上海報道

　　下午4點，復旦大學遠征社的志愿者張熹要去看看自己入戶輔導了兩年的“農工孩子”們。

　　他從學校后門出來，沿著一條繁華的小吃街騎行不到5分鐘，就到了孩子們住的葉氏路口。再往前，就是五角場城市副中心。

　　過往的行人和車輛可能很少注意到，這個不到兩米寬、擺滿三輪車的弄堂里，擠住著幾十戶人家，大都是老人和外來打工者。低矮老舊的平房和二層小樓，被周圍林立的商鋪、高檔小區(qū)所遮蔽。

　　早在2006年，住在這里的孩子就曾被《人民日報》的報道稱為“城市中的小候鳥”。幾年后，“定居”在這里的孩子越來越多，僅上小學的孩子就有20多個。

　　“我是上海生的”

　　拐進弄堂十幾米是小楊(化名)家的雜貨店。看到正在門口打麻將的楊家媽媽，張熹問了問這里即將搬遷的情況。10歲的小楊在一旁看店，見有人來買“上海煙”，他麻利地接過錢，站上小板凳，從貨架上拿煙遞給顧客。

　　小楊的家已經搬過七八次，“就是拿著你所有的東西去別的地方住。”

　　張熹問起小楊哥哥的情況。為了能參加中考，楊家的大兒子在今年年初時，獨自回老家再讀一遍初二(上海與老家的教材、考試內容有很大差異)。

　　在外十來年，老家已經沒什么親戚，大兒子一年3萬多元的寄讀費用，用掉全家一半多的收入。

　　對老家，小楊只有模糊的印象。他會昂著頭堅定地告訴別人，自己是“上海生的”，但也會因哥哥的返鄉(xiāng)而說自己是“安徽阜陽人”。再問他老家具體的地址，他就答不上來了。

　　那個老家，小楊只回去過一次，“路燈少一些，晚上黑，會害怕。”

　　對于“上海”，小楊并不清楚家和學校之外的地方。他就讀的學校曾組織去東方明珠、南京路，在他10歲生日時，爸爸專程帶他去了一趟金山的城市公園。可小楊說，這些“上海的地方”他都不喜歡。

　　“上海是什么樣子”

　　5月10日，“母親節(jié)”前一天，遠征社組織了一次特別活動。這個2006年成立的學生社團，為周邊居住的80多名“農工孩子”提供長期免費的功課輔導和活動陪伴。

　　當天，二十幾名參加活動的孩子用簡單的畫具畫出“我眼中的上海”。

　　有些孩子很快在畫紙中心勾勒出東方明珠的輪廓，附帶一道黃浦江，藍色的波浪像是海，甚至還有添上幾只海鷗的。也有不少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任務難住，習慣性地先涂上些花草，不停地問“老師”和同學：“上海是什么樣子？”

　　據志愿者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參加活動的孩子們大都住在五角場商區(qū)周圍散落的小型“農工區(qū)”，父母多是附近高校的校工或商販，居住地很不固定。

　　父母在附近商場或者工廠做工的孩子，生活條件稍好一點，可以租住在老式的工人小區(qū)里，但忙碌的父母基本上沒有精力和財力帶孩子出去游玩。這些孩子雖然住在中心城區(qū)，但對“上海”的印象，卻主要來自學校的參觀活動推送到他們眼前的那個“上海”。

　　大多數完稿的畫面上，東方明珠和高樓成為“上海”的代表，與承載了許多歷史的老外灘相比，對岸更高、更炫的陸家嘴天際線，更被孩子們青睞。

　　兩個男孩說，“上海就是要高樓林立”，“更繁華”，“跟老家不一樣”。即使這些孩子出生在上海，老外灘和城市規(guī)劃館看到的那些歷史，和自己并無太多關聯。

　　同濟大學城市規(guī)劃系教授張松感慨于孩子們的城市印象過于“片段”。“如果是在相對穩(wěn)定、熟悉的環(huán)境下，孩子的印象會更完整、更具體。而這組孩子的城市印象，更多來自地標和高樓這些強刺激，對城市多元的功能了解十分有限。這反映出他們是在十分動蕩的氛圍中被動接受了這些圖景。這些高樓體現出的是冷漠的距離感，沒有交往的狀態(tài)。”

　　張松告訴本刊記者，這樣的城市體驗，顯然不能提供定居感，也就不能引發(fā)歸屬感。

　　“他們看到的也許是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就在遠征社活動的前一天，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的孩子們，也畫了一幅“我的城市”。

　　這是一家致力于改善在滬外來工子女課外教育環(huán)境的草根公益組織。

　　雖然樓房和汽車仍是主角，對環(huán)境的普遍關注卻成為久牽孩子筆下的重要城市主題。這既來自久牽的課外教育，也與孩子們的生活直接相關。

　　參加此次活動的孩子大都住在浦東新區(qū)唐鎮(zhèn)的城鄉(xiāng)接合部，地鐵和城市建設已經延伸至這個區(qū)域，孩子們居住的“民工村”成為城市劇烈變動的最前沿。

　　來自安徽的彤彤(化名)覺得城市里“到處都是污染，河面都是垃圾，地下都是泥土和磚頭，還有工廠排出的黑煙，污水讓人感到惡心”。而一些生在上海的孩子則更羨慕市中心的小區(qū)和公園里的綠化，“我家這邊樹和花都太少了……”

　　在2012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進行的“我國城市流動青少年權益狀況調查”中，數據顯示，大多數流動少年兒童生活的社區(qū)環(huán)境較差：39.8%缺乏安全感，59.8%反映衛(wèi)生環(huán)境差，50.5%反映社區(qū)沒有工作人員管理，38.9%反映社區(qū)公共設施破損。

　　用久牽公益的創(chuàng)辦人張軼超的話說，“他們看到的也許是這城市最糟糕的一面。”

　　畫中上海不見“人”

　　張軼超記得，幾年前久牽的孩子們所畫的上海，大多也有“東方明珠”。那個時候，孩子們很少有機會去“城里”玩，對“市中心”的概念十分模糊。

　　上海浦東新區(qū)“樂群社工服務社”的左桂娟向本刊記者講述了這樣一段經歷：2008年兒童節(jié)，樂群社曾組織民工子弟學校的80多名學生參觀南京路和外灘，一些孩子驚嘆：“原來上海還有很多外國人！”這些已經在上海上過好幾年學的孩子，大部分沒有到過市區(qū)。

　　正是那一次的發(fā)現，觸動樂群社展開了一系列的“家在上海”活動，帶領初入滬上的孩子參觀主要地標和文化場館。

　　2008年以后，更多外地孩子進入公辦學校，各種政府和民間公益組織也愈發(fā)意識到“城市融入”的重要，紛紛開設課程、組織參觀、教說滬語，城市的模樣在孩子的眼中更加清晰。

　　即便如此，孩子們今天所畫的上海中，仍然很少出現“人”的身影。張軼超的解釋是——可能“城市給孩子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這里的人”。

　　無論在市區(qū)還是城郊，即使進入公辦學校就讀的孩子，也很少會有上海本地同學。小楊的班上只有兩個“上海同學”，到了初中，他們都會被編進“上海班”。浦東唐鎮(zhèn)的彤彤說，自己學校2000多人中只有十幾個“本地人”。

　　許多孩子認識的上海大人，或是“卷著頭發(fā)”的房東阿姨，或是不說普通話的“老奶奶”。至于市中心，那是“十萬八千里”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很匆忙”，“應該是都穿著西裝”。

　　“我的城市”和“上海”是什么關系

　　在張軼超看來，孩子們眼中的“上海”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文化意義上的上海，意味著體面的生活、舒適的享受。他們對這個“上海”的向往甚至遠超過父母。

　　另一個層面是地理意義上的上海。孩子們之間會比較自己是“住民工房”還是“住小區(qū)”的。到了小升初時，很多孩子會突然發(fā)現自己也許只能進最差的學校，也無緣參加中考。

　　“我的城市”與“上海”之間的關系，讓許多孩子迷惑。

　　在他們筆下，“我的城市”里有學校、小賣部、小山小河，卻沒有自己的家。東方明珠所代表的那個“上海”，作為一個遙遠的背景浮在云端，或者根本不再出現。

　　已經上初三的小俊(化名)在“久牽”已經有6年時間，儼然一副小助理模樣的她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久牽就是學校和我家之外的那個世界，是我連接上海的那條數據線。”

　　在本刊記者看到的60多幅流動兒童的“城市”畫像中，只有小俊的畫中既有上海，也有自己。

　　她先在畫紙上涂滿灰藍底色。“然后是大吊車，因為上海總是在蓋樓。遠處是東方明珠、高樓，旁邊的小區(qū)比較模糊。坐在墻上遙望的是我自己。后來發(fā)現整幅畫顏色太暗了，所以加上了彩色焰火。”

　　一個月后，小俊即將初中畢業(yè)。16歲的她已經過了返鄉(xiāng)重讀初三以應屆生的身份參加中考的年限。她在上海報考職校所需要的證件目前還有一些問題。在學校成績名列前茅的她提到這些，神色有點黯然。

　　他們，中國城市的未來

　　每10個在上海生活的兒童中，有4個是流動兒童；

　　每10個在北京和浙江生活的兒童中，有3個是流動兒童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陶文靜/上海報道

　　城鎮(zhèn)化大潮中，跟隨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到底有多少？分布在哪里？過得怎么樣？

　　2013年全國婦聯發(fā)布《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xiāng)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分析。

　　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全國共有18歲以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人，占農村兒童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與此相應，18歲以下城鄉(xiāng)流動兒童為3581萬。

　　兩類兒童數目相加，考慮到持續(xù)增長趨勢，中國目前有近一億兒童正被卷入城鎮(zhèn)化大潮。

　　“城市生活兒童”已成全國性政策問題

　　從地區(qū)分布上看，有1/3的孩子經歷了較長距離的“跨省移動”，“向東走”的趨勢仍在強化。

　　廣東省的流動兒童總數達434萬，遠高于其他省份；隨后的浙江、江蘇兩省，也因擁有更多的“經濟機會”而吸納了超過200萬外省孩子。北京、天津、上海的流動兒童90%以上都是跨省移動。

　　具體而言，每10個在上海生活的兒童中，有4個是流動兒童；每10個在北京和浙江生活的兒童中，有3個是流動兒童。

　　部分“成長中”的中西部省市也成為兒童流入“大戶”。四川、山東、河南、福建的流動兒童都超過150萬。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西部地區(qū)的流動兒童在當地城鎮(zhèn)兒童中所占比例異常突出，如寧夏、新疆接近四成，青海、貴州約35%。流動兒童的接收與安置，已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城市政策問題。

　　城鄉(xiāng)流動兒童在戶口登記地以外地區(qū)“流動”的平均時間已達3.74年，7~14歲流動兒童中約1/3流動時間在6年以上。

　　此外，0~6歲流動兒童，自出生以來有一半以上時間在現住地居住。越來越多的孩子已經沒有老家生活的經歷和記憶，成為文化上和社會意義上的“城市生活兒童”。

　　不能上學的孩子有200多萬

　　2001年5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其中規(guī)定“要重視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以流入地區(qū)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

　　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兩為主”的政策基礎得以奠定。

　　2006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提出“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fā)展規(guī)劃，列出教育經費預算，按照實際在校人數撥付公用經費”。

　　婦聯的調查數據顯示，與2005年相比，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共增加347萬，增幅為30.83%，大部分適齡流動兒童有機會在校學習。

　　但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不同地區(qū)對這一方針的推行存在諸多差異。

　　長期研究農民工子女權益的復旦大學博士熊易寒向本刊介紹，在對流動兒童的教育投入方面，一線城市中上海做得較好——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生均經費約5000元，大部分孩子進入公辦學校。即使就讀于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也可以得到補貼。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認為，“兩為主”沒有全面到位，全國尚有2.94%的適齡流動兒童還不能接受義務教育，“有200多萬”。

　　據他介紹，目前全國實現“兩為主”的比例達到80%，分布卻不均衡，中小城市可能已經到90%甚至100%，但是一些大城市還差得多。

　　變形的親子紐帶

　　而由于遭遇較大環(huán)境壓力，移居家庭中的親子紐帶可能變形。

　　2013年廣東省婦聯與廣東省家庭教育學會合作完成的一項關于“廣東省流動兒童家庭狀況”的調查顯示，有1/3流動兒童家長每周與孩子相處的時間不足7小時，有一部分甚至不到1小時，僅1/10左右的孩子表示父母會經常帶自己出去玩。

　　學校的紐帶同樣“不夠穩(wěn)定”。

　　哈爾濱商業(yè)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高明華對哈爾濱地區(qū)農民工子女教育平等問題的研究發(fā)現，作為城市稀缺資源的一流名校(重點小學)只招收有城市戶籍的學生；一旦某所小學聚集了較多的農民工子女，已有的城市學生會紛紛轉走，逐漸地，這所小學就成了“全國招生的農民工子弟校”。

　　“絕大多數農民工家庭在城市都屬于窮人，他們可能遭遇雙重歧視：一是對其身份或社會地位的歧視，二是對其經濟地位的歧視。”熊易寒說。

　　看得見的天花板

　　“熟悉的世界、陌生的社會”——這是一份針對南京流動兒童城市認知的調查報告所作的結語。

　　在這群“習慣把自己看作異鄉(xiāng)人”孩子眼中，所在城市里的種種區(qū)隔，是一層層“看得見的天花板”。這不僅體現在“城中村”這類物理空間的隔離，還可能內化于成長的每個環(huán)節(jié)。

　　華東理工大學流動兒童研究專家曾守錘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農村流動兒童的入學準備大都不充分。

　　大齡兒童的出路瓶頸則更為“可見”。段成榮的研究顯示，無論家庭經濟條件、階層地位，中考和高考報名條件中的戶籍規(guī)定，即便是經濟條件很好、社會資本充足的家庭也難以跨越。部分兒童成為童工，也引發(fā)了14、15歲流動兒童輟學增多的連鎖效應。

　　最值得的一筆人力資源投資

　　自2012年起，在住建部城鄉(xiāng)規(guī)劃司的支持下，中國城市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組織20個調研組、90多人，對全國不同地區(qū)20個縣(市)進行了深入調研。依托此項調研形成的研究報告提出，2012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較2011年減少345萬人，20多年來首次出現絕對量的下降。

　　而0~14歲人口是未來新增勞動力的主力，是中國未來20年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表示，結合全國留守、流動兒童的總體規(guī)模和分布情況，可以得出結論——善待流動兒童，給他們充分的發(fā)展空間與扶持，是日漸老齡化的城市中國最值得投資的一筆人力資源。從這個層面而言，這些孩子，關系著中國城市的未來。

　　流動兒童就是“城里娃”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

　　對全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調查顯示，70.3% 的人只流動到過1個城市，

　　更換過3個及以上城市的人僅占3.77%。

　　這些人不會來回跑，因此必須對流動兒童有長遠的安排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陶文靜/上海報道

　　如何從流動兒童的成長狀況和權利保障的角度，來理解當前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歷史與現實？ 2005年和2013年兩次全國大規(guī)模留守、流動兒童調查的主要承擔者、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

　　“流動兒童”的提法已不適用

　　《瞭望東方周刊》：2013年，全國婦聯發(fā)布了由你參與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xiāng)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關于這個課題有最新的研究進展嗎？

　　段成榮：目前我們主要在“新生代的流動人口狀況”、“異地高考”等專題性領域方面完成了一些研究。

　　我們發(fā)現，“流動兒童”的概念已經不適用。傳統(tǒng)的理解，通常假定他們都是“在老家出生，再到城市里來”。這些年我們觀察到，城里生、城里長的孩子在增多。這一輪調查發(fā)現，這樣的“城里娃”占到16歲以下流動兒童的52%~53%。

　　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們就是“城里娃”。這種特點決定了我們對于流動兒童問題在制度上的一些安排，與今后的現實有很大偏差。

　　之前的一切設計，包括各種教育政策，都沒有來得及做讓他們長期扎根的準備，在出發(fā)點上就有偏差，今后這個矛盾會更突出。

　　分級分擔流動兒童教育經費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提出流動人口受益者的結構問題，在流動兒童方面，是否也存在相應的受益和責任結構？

　　段成榮：流動人口帶來了勞動力，帶動了經濟發(fā)展，所以首先國家要承擔責任，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要承擔責任。

　　流動人口的主要動因是務工經商，兒童更多的是伴隨性的。兒童的融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問題。

　　今年國務院印發(fā)的《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年)》戰(zhàn)略，在“市民化”部分對流動兒童的問題有特別好的提法。原來的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中，講到子女教育問題，位置一般靠后，而這次放在第一位，這顯示了政府承擔責任的決心。

　　《瞭望東方周刊》：省內和跨省流動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到孩子的城市融入？

　　段成榮：目前針對“義務教育”以及“義務教育后”——也就是大齡兒童的教育，各省對于省內流動的孩子已經作出種種安排，但在跨省這塊缺口仍然很大。下一步跨省的工作肯定是重點。

　　我們有個流動兒童教育的分級建議：跨省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由國家財政統(tǒng)一支付；各省承擔省內跨市的流動兒童教育經費；再由各市把市內跨縣的部分管起來，逐級分擔。

　　一些大城市對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態(tài)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明顯在推卸責任，這跟財政負擔有一定的關系。

　　東部吸力仍大，中西部整體規(guī)劃須有預見性

　　《瞭望東方周刊》：2013年的調查顯示，部分中西部省市流動兒童的流入也出現增長，今后流動的地區(qū)分布，是否可能向中西部轉移？

　　段成榮：“向東流”這個整體趨勢還沒有明顯變化，發(fā)展機會比較多的沿海城市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但是部分中西部城市，如成都、重慶，有異軍突起的現象，需要盡早準備。

　　無錫、重慶等地，十幾年前就提出把流動兒童納入到當地教育發(fā)展的整體規(guī)劃。目前許多大城市做得不夠好，不愿意承認有這么多流動人口，所以也不太愿意做教育資源安排，總是強調教育資源不足。

　　一個城市的整體規(guī)劃，對人口的流入要有預見性。我們在2013年的報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管理系統(tǒng)，為學生學籍轉接提供便捷服務。

　　對流動兒童要有長遠安排

　　《瞭望東方周刊》：除了義務教育，這些孩子還有哪些“城市融入”的需要？

　　段成榮：除了義務教育，流動人口子女“兩頭”就學難題突出，接受學前和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延遲義務教育現象普遍。

　　各級政府一定要做好全面承認、接受這些“城里娃”的準備。

　　之所以叫做“城里娃”，是強調兩點：第一，他們不愿意走，城里就是他們的家；第二，他們也不可能走。

　　人們習慣認為流動人口居無定所，但事實上，無論是流動人口整體，還是近年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絕大多數人的居住都相對穩(wěn)定。

　　近期我們對全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調查顯示，70.3% 的人只流動到過1個城市，更換過3個及以上城市的人僅占3.77%。

　　這些人不會來回跑，因此必須對流動兒童有長遠的安排。

　　2013年是我國“異地高考破冰之年”，12個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但你知道一共多少人參加了異地高考嗎？4144個。

　　最近我們得出了全國異地高考需求相對準確的數字，每年18萬人。4144對比18萬，差得太遠了。

　　2012年教育部曾出過文件，強調加快解決異地高考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建議是，國家要劃出基本的政策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