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時代，亞洲面臨的最大風險與機遇，都在于如何穩妥而果敢地推進結構改革。

　　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召開在即，此次年會主題是：“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展”。

　　現實的背景是，剛剛過去的2012年，亞洲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一輪強勁增長形成鮮明對比。尤其是作為亞洲經濟體量最大的中國，由于政策調控，經濟增速放緩。

　　謀求區域合作進而達成共同發展，成為亞洲國家當務之急。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如此向本刊記者闡釋此次論壇主題的深意：亞洲國家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有助于跨越和修復亞洲國家和地區間存在的文化差異和“文化裂痕”，并進而推動真正的區域性整合。

　　他說，在共同發展問題上，各主要經濟體應負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包括在制訂國內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到本國政策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不以鄰為壑，盡量避免負面的溢出效應。

　　周文重相信，一個互信合作、共同發展的亞洲，不僅有利于亞洲的利益，也必將有利于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和國際政治秩序的進一步穩定和融合。

　　警惕亞洲金融危機重來

　　2012年，亞洲新興經濟體普遍經歷了增長放緩的過程，尤以中國和印度下降幅度最為明顯，分別比上一年下降了1.4%和1.9%。

　　這與歐債危機的沖擊密切相關。受歐盟內部需求疲軟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出口明顯放緩。

　　OECD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歐元區出口對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增長貢獻度分別為-0.5、-0.5和-0.3個百分點。

　　“危機以來的發展進程證明，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導向模式不可能與發達國家經濟走勢‘脫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向陽解釋。

　　而這種“掛鉤”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中期內即便亞洲新興經濟體還能繼續領先于全球經濟，但也難以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前10年的高速增長狀態。

　　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剛剛發布的《新興經濟體發展2013年度報告》預測，未來幾年亞洲新興經濟體經濟中速增長將成為常態。

　　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影響亞洲國家經濟健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三大發達經濟體為防止全球經濟陷入二次衰退，同時推出這一貨幣政策，盡管短期內有助于經濟復蘇，但長期可能帶來諸多負面影響。

　　受訪專家分析，對于多數亞洲新興經濟體而言，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且國內存在資產泡沫，國際短期資本流入可能引發匯率升值，進而出現資產泡沫和通脹。

　　不僅如此，上述發達經濟體還是世界主要外匯儲備的持有者，其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將未來債務風險轉嫁給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

　　遠慮之外，還有近憂，日元近期內的迅速貶值為亞洲經濟體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在過去的6個月里，日元匯率從最低的77日元/1美元迅速貶值到95日元/1美元，貶值幅度超過20%。

　　目前，日本與東亞國家形成了相互依賴型產業分工格局，在日本和東亞國家的區域貿易中，日元結算比例達到50%以上，日元貶值將直接導致大多數亞洲國家出現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減少和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對這些國家形成明顯沖擊，從而最終威脅到亞洲地區經濟的增長。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看來，最壞的結果可能是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那樣，日元由升值轉變為迅速貶值，導致韓國、東盟出口減少，大量資本流入亞洲形成資本剩余，并表現為收支赤字，而隨后突然間的資本外逃引發亞洲貨幣危機，緊隨其后是銀行危機，最終導致亞洲金融危機。

　　經濟領域之外，中日釣魚島事件、南海問題，以及美國加緊推行TPP進程，都為亞洲地區未來發展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

　　共同利益驅導亞洲一體化

　　面對如此復雜的經濟政治形勢，受訪專家認為，此次博鰲亞洲論壇尋求亞洲共同發展，可謂恰逢其時。

　　周文重表示，亞洲曾經是“一盤散沙”，現在合作潮流增強，但是亞洲各經濟體依然保持著獨立自主性。亞洲的多樣性，使得廣袤的亞洲不會形成類似于“法德軸心”那樣的國家核心圈。

　　但是，“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巨大利益，對于所有亞洲經濟體來說，都是十分明顯的。”他說，“所以，盡管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動力，不會來自國家軸心，但是‘共同利益軸心’將成為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最強大的動力源。”

　　對于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以及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的擔憂，周文重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加入TPP，并不表明它要脫離亞洲一體化潮流，最多只是想左右逢源，不會影響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

　　他進一步闡釋說：“亞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特殊性和多樣性的地區，以至于戰后半個多世紀，所有大洲都先后成立了自己地區的單一組織，唯獨亞洲沒有，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有。”

　　周文重認為，亞洲的經濟一體化路徑將是十分獨特的，不可能照搬任何模式。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路徑，現在還不成熟，但是隨著各種區域、次區域合作的發展，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路徑就會逐漸清晰，并逐漸為大多數經濟體所接受。

　　劉軍紅分析，面對這樣的現實，亞洲國家更應該繼續堅持再全球化。一方面，近鄰之間加強合作，另一方面是產業政策趨同的各方加強合作，增強自己的力量與全球參與的能力。

　　事實上，亞洲區域內的合作相互貿易，已經超過50%，亞洲區域內貿易規模和增長速度，越來越超出亞洲同美、歐的貿易。

　　受訪專家分析，這也是美國急于擠進TPP并主導它的原因，否則，美國在蓬勃的亞洲貿易自由一體化進程中，有被邊緣化的危險。

　　但是，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仍有諸多拓展空間，相對于蓬勃發展的亞洲區域內貿易合作和一體化，特別是相對于亞洲國家的經濟規模和貿易量，亞洲各經濟體在投資領域的合作明顯滯后；貨幣與金融領域的合作遠未形成規模，更未進入實質性階段。

　　“今后，亞洲各經濟體加強合作、推進經濟一體化的重點領域，就在相互投資以及貨幣金融合作領域。”周文重說。

　　為此，周文重在今年兩會政協討論中，專門提出了利用外匯儲備助力我國參與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議。

　　我國經濟總量在全球已處于第二位，但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只有4000多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2%。

　　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具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而且，我國多年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在后金融危機的不穩定時代，迫切需要尋找多樣化、更安全、更具保值增值潛力的出路。

　　與之同時，亞洲各經濟體在結構調整進程中，都把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當作優先任務，紛紛制定了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規劃，卻又面臨嚴峻的資金瓶頸。

　　在此背景下，“這將是一種互利共贏、影響亞洲長遠發展的戰略舉措。”周文重分析說，“中國同周邊國家在該領域加深合作，不僅將有力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而且還將對亞洲各經濟體的結構調整與改革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李紹飛 范若虹劉明霞 實習生辛繼召

　　責任編輯：陳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