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方面還要大。

　　文_本刊記者 蕭三匝 編輯_何伊凡 攝影_鄧攀

　　吳敬璉先生生于1930年，今年85歲了。1930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第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正式侵華，歷史注定了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憂患意識，這是他們的人生底色。

　　值得重視的一個現象是，中國當今重要的思想家中不少人都生于1930年，除吳敬璉外，江平、李澤厚、資中筠都生于這一年。這是一群敢于吶喊的人，他們的存在帶給人們莫大的希望，所謂“天不喪斯文”。

　　在改革開放最初的20年左右時間里，吳敬璉以高層幕僚的身份發揮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彼時，他是體制內市場經濟的倡導者、推動者。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整體上就是一個逐步市場化的過程，國家政策與吳敬璉的思想高度契合，吳敬璉由此贏得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家應有的聲譽。

　　大 概從2000年起，吳敬璉的思想發生了轉變，其言辭也日趨剴切。這一點，從他近年來出版的著作的書名可見一斑：《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2001）、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2006）、《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2007）、《重啟改革議程》（2013）、《直面大轉型時代》（2014）。顯然，吳敬璉 的憂思正在不斷加深，這源于中國改革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他的預期。如果說他以前主要是一個建言者，如今的他更像是一個批評家，他把批評的矛頭直接指 向了“權貴資本主義”。他近年的主張，概括起來就是他的一個書名——“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可以說，吳敬璉已超越 了經濟學家單純追求市場效率的局限，進而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更為廣泛的領域，正如鄧小平當年曾指出的那樣，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保障。這是改革的必然邏 輯，也是知識界的共識，但要指出這一點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尤其是對一個“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家而言更是如此。

　　吳敬璉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批評與其說是創見，不如說是其現實感的體現。事實上，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就已經拿當年的權貴開刀了：

　　在 《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一文中，經濟學家楊西孟寫道：“這個特殊階級權勢既如此強大，它已使中國社會結構成一畸形，而且一切制度都要 以這一階級的利益為中心而加以解釋與運用……這個既得利益階級對于國家財政經濟的控制，是很顯然的；他們的貪婪與殘忍，比之兵禍和天災，是具有同樣的真實 性的。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正視這一個大現實，不容躲避。”

　　歷史學家傅斯年堪稱當年的“任大炮”，其在《論豪門 資本之必須鏟除》一文中則將炮火直接對準了孔、宋兩大家族。他批孔祥熙“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 是扒手”。他批宋子文，“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 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吳敬璉的母親鄧季惺是著名的報人，其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都是《新民報》（《新民晚報》前身）的創辦人，如果說吳敬璉繼承了父母那一輩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怕是不為過的。

　　時間走過了六七十年，歷史依舊殘留了幾分相似之處，難免令人慨嘆。好在如今的“打虎”力度可鑒，這是希望之所在，也是吳敬璉們仍有信心吁請的根本原因。

　　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借用這句話來評價吳敬璉，可能也是恰當的。

　　向吳敬璉先生致敬！向真正的知識分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