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經濟學人》封面文章認為，現今銀行經營絕非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自然選擇。在其他因素影響下，銀行業數十年來重復著”非適者生存”的規律。華爾街和倫敦城之所以能夠在如此嚴峻的金融海嘯中生存下來，主要得益于政府支持。不過，現在是給他們斷奶的時候了。

　　發達國家在歷經20年的擴張和放松管制，以及前所未有的最大金融牛市后，各國眾多銀行處于危險的資本金不足的局面。政府被迫紛紛介入，向銀行提供資本金、貸款和擔保。這些國家和地區政府提供的資助占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GDP的六分之一。

　　美國經濟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萎縮了25%，失業率上升至驚人的25%。但銀行在整個蕭條期受到呵護，政府調用大量公共資金支持銀行，這使經濟危局影響極大地減小。然而，衰退帶來的影響仍極度痛苦，它必然引發公眾對金融業的極度憤怒。

　　金融業新近銀行排名掩蓋著金融體系本身缺乏深層次的改變。除雷曼兄弟垮臺外，尚無其他金融機構破產(在無外部支持下，它們應破產)。正是由于政府的挽救，現今大銀行都被冠以適用"非適者生存"的規律。

　　的確，進一步看，金融企業規模實際上從未縮得更小。以企業現持有的資產結構，并可能使它們面臨最大經營虧損的統計看，它們在總體上面臨著更高風險。它們當今的總資產負債仍比2005年中期水平高出40%。而再次向高管人員發放高額獎金的愚蠢決定，讓所有這些問題被擴大至令公眾憤怒不已。

　　向高管派發獎金只是問題的現象，而非問題的本質。這些高管的確給金融體系造成了損害。在雷曼兄弟公司倒臺前1年，它共向高管和員工派發了51億美元的獎金，約等于公司垮臺前核心資本金的三分之一。無獨有偶，摩根斯坦利在上一季度經營幾乎虧損情形下，仍承諾大筆派發獎金。此行為在其他行業中必定會給股東帶來巨大風險。然而，金融業的風險是要所有人承擔的風險，因銀行直接或間接地依賴于納稅人的支持。

　　這種支持的規模巨大。它們僅從央行獲得貸款和政府對銀行債務的擔保，總計高達2.7萬億美元。作為一個幾乎是無限接受廉價公共資金的私人行業，金融業自然也就有了盡可能擴大規模的沖動。只有改變這套古怪體系背后的一些假設，包括薪酬和陳腐行業文化在內的東西也才會隨之發生變化。

　　取消政府明顯和直接的承諾相對簡單。然而，未來銀行出問題還會獲得政府挽救的假設仍在人們頭腦中揮之不去。這是問題的核心。兩個措施有可能解決此問題：即更謹慎地監管銀行，讓其更安全地經營，以及努力減少對銀行的擔保暗示。

　　經濟活動中的興衰不會消失，因此凸顯了銀行所依賴的吸收虧損的資本金的重要性。巴塞爾協議締約各國的監管者正在尋求提高核心資本率，并改善銀行核心資本質地。監管者應提高監管能力，要協調各方努力來降低政府會繼續挽救銀行的暗示。

　　另一可供選擇的辦法是訂立生預囑(living wills)。它可迫使銀行為自己的破產做好準備，它也應能讓保護存款人利益，制約貸款者，而不是納稅人更加容易。要強迫銀行以一部份混合次級債務方式融資(從未出現過政府擔保)。其融資成本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對銀行經營風險更加敏感。

　　另外，人們還應明白的是，銀行業并非是一個純粹自然選擇的行業。隨著直接明顯或隱含形式的擔保被撤除，而不是增加越來越多監管制度，銀行自律的希望會逐漸增加。它們應完全承擔自己經營的成果，讓那些疲弱而又膽大的銀行在重壓下被迫收縮經營，讓它們以自己的實力，而不是納稅人的慷慨來決定生存。(皖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