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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洪發自華盛頓 談話中,他辦公室的燈光不時自動熄滅,提醒他:這早已到了該離開的時間。而他重新將燈打開,繼續與本報記者在華盛頓一棟大樓里的對話。
每次見面,他總是很忙,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以至于面對面坐下來進行一次約定的采訪,只能將時間定在下班之后。
這種快節奏、高強度的生活,可能也是之前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的他難以想像的。
但是與一個已經56歲的人面對面,你絲毫感覺不到他的疲倦。
這就是林毅夫,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
“最棒的首席經濟學家”
盡管外界對林毅夫出任要職異常關注,但抵達華盛頓之后,林毅夫卻保持著一貫的低調,而他身上所具有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謙遜、內斂和從容,也讓許多世行官員深為折服。
我就曾親耳聽到多位與他共事的世行官員說,林是他們見過的“最棒的首席經濟學家”。比如擔任世行新聞總監的喬普拉女士,同樣來自發展中國家——印度,她為林毅夫的表現感到驕傲。
但對林毅夫來說,從大學教授轉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外界的關注和厚望,是對他的鼓勵,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壓力——盡管他本人總是回避使用這個詞。他更愿意說,他在努力適應目前的生活,這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全新的生活。
生活的不同,不僅是因為他的家從北京搬到了世行總部所在的華盛頓,更緣于當前的工作方式和內容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前他雖然也擔任北大、全國政協等行政職務,但主要仍以教學和研究為主,進入世界銀行,職務高崇,責任也大。
“在國內的話,站在中國的立場,想中國的問題、世界的問題;但在這個地方,必須以全球的視角來考慮問題。”他的最大感觸,就是作為首席經濟學家必須具有全球視角。
發揮“1000年的智慧”
林毅夫擔任的是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世界銀行的頭號宗旨就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發展部門也被認為是世行最核心的部門。林毅夫說,作為這一部門的負責人,他面臨的很大的挑戰,就是調動每個同事的積極性。
發展部門人才濟濟,250位工作人員中,40位為資深研究學者。自然,對同樣的經濟現象,他們中肯定會存在不同看法。而林毅夫的責任,就是將他們的智慧集合起來,形成合力。
有難度,但林毅夫也有信心。他雄心勃勃地表示,如果將其手下這些研究學者的研究年限加起來,將超過1000年,“如果把這1000年的智慧能發揮起來,沒有不能解決不能研究清楚的問題。”
林毅夫的答案,是尊重各方觀點,讓他們共同應對危機;同時,他自己身先士卒。
和他見面時,他剛剛從多哈回來。在5月底正式就任首席經濟學家后,林毅夫馬不停蹄地走訪了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加納、尼日利亞等多個非洲國家,還到德國、日本多個發達國家進行了訪問。
盡管幾乎日以繼夜地工作,他仍感嘆,現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難題,就是感覺時間不夠,因為一天只有24個小時,而世行的成員國則有180多個。具體來講,“最大的難題,我想還是怎么樣去了解每個國家,去真正地站在那個國家的立場,看他們的機遇和挑戰。”
今年下半年金融危機日益肆虐時,在他發起下,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成立了首席經濟學家聯席會,共同協商應對當前危機。
把祖國留在心中
盡管身在國外而且異常忙碌,但林毅夫依然關注著中國的發展。
在9月底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當時一些國內人士要“抄底華爾街”的論調,他非常清醒地指出,抄底華爾街,尤其是抄底華爾街一些金融企業,中國并沒有優勢。
采訪刊發后,受到各界高度關注。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正是受到林毅夫的這一觀點的影響,“抄底華爾街”言論才有所降溫。不然,中國可能蒙受巨額損失。
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林毅夫有自己的看法:中國也面臨嚴峻考驗,但相對來講,中國具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存在資本管制、中國貨幣政策穩健,在中國政府過去4年都實現了財政盈余。他強調,在當前經濟背景下,中國只要能保持穩定快速增長和刺激內需,就是對世界經濟的一大貢獻。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曾向記者主動提起,看到了林毅夫的這一觀點,他“非常贊同”。
從臺灣到大陸,又從北京大學教授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經歷是一個傳奇。他的人生履歷,存留著現代中國歷史滄桑和風云變幻的烙印,更是現代中國崛起對世界影響的一個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