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洪起的發達與沒落

　　本報記者 李 進

　　南京報道

　　2004年3月23日凌晨，國洪起在北京國安賓館被刑事拘留，隨后江蘇警方將其帶往南京。準確地說，這應該是國洪起第五次身陷囹圄。與前四次不同的是，此次入獄前，國掌控

的資產已經以十億元計算。

　　“國洪起因為國債投資和實業投資兩翼同時受挫，最終才慘淡收場。”一位曾經追尋國洪起多年的下屬向記者透露。

　　國債投資失利

　　國洪起小時候的一個玩伴當時怎么也沒想到國日后會如此風光，“他17歲初中畢業后去北京市朝陽區插隊，開始只是個待業青年，至多算個混混，還很不安分。”

　　1981年，國洪起的一位廣東朋友來北京，因為倒賣手表，被抓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國洪起一時興起與辦案人員大吵，結果被判勞教三年。

　　勞教生活并未改變國的個性，剛剛服刑一年左右，國洪起就偷偷從勞教所跑出來，在外面跑了一年多。

　　1984年夏，國洪起因打架被抓，公安機關發現他是勞教期間逃出來的，結果國“二進宮”，直至1986年5、6月份才重獲自由身。

　　國洪起的命運因為公安機構的一個失誤發生轉折。“當時出來的時候，沒有給我處理決定書，所以在1986年年底只好做起個體運輸的生意。”國洪起自述。

　　后來國作過建材生意，再后來，他用運輸和建材賺的錢開了一家卡拉OK。這家卡拉OK位于后海，有個不錯的名字，叫做“文苑”。1989年夏，由于營業出了問題，國洪起“三進宮”，是次的罪名和處罰為“非法經營和流氓罪勞教3年”。

　　1992年，國洪起故技重施，利用請假回家之機，再次潛逃。

　　而據記者調查了解，1992年，國洪起第一次接觸將改變他一生的

　　曾經拆借過部分資金給國的一位機構負責人表示，當時的行情不錯，國洪起當時的信用也不錯，所以到1994年底的時候，他的融資規模已經達到六七億了，盈利也近十億左右。

　　但是1994年一次搭乘飛機時，國被送回監獄。

　　1996年7月國洪起刑滿后，又重新操起“做股票”的舊業。“我當時在上海、深圳、南京、重慶、廣州和北京等地的營業部都有賬戶。”國自言。

　　國洪起最早開始涉及國債在1998年，初期只是小打小鬧，直到2000年前后國洪起的國債投資規模才達到上億元規模，此后便一發不可收拾。

　　國曾表示，“2001年前我在海通做國債，一年做的交易量能夠達到幾百個億。”據相關人士透露，當時國洪起擁有七八個做國債的帳戶，實際投入的資金大概有10億元左右。

　　這段時間由于行情普遍不錯，國洪起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同時也在圈內樹立了名聲，而國債回購制度上的漏洞，又給了他可乘之機。

　　第五次入獄后，國洪起交待，當時其持有的“20多個帳戶都做過回購，回購時間最短的一天兩天，最長的時間應該是182天”。

　　此后，國洪起將其分散在各地的國債賬戶逐漸集中至廣東證券廣州西華路營業部和北京長春橋路營業部。

　　“2003年前大致還是盈利的，”國總結自己國債投資時候說，“但從2003年6月國債價格開始下跌，我的帳戶開始出現巨額虧損。”

　　2003年12月8日，廣東證券將國的帳戶全部凍結，國洪起的國債之路走到了盡頭。

　　有說法稱，2003年6月帳戶開始出現虧損之后，國還曾追加投資兩億資金，但截至2004年3月，國洪起的國債帳戶虧損達10億元。更要命的是，此時他還需要擔負起融資的巨額利息。

　　也有說法稱，國洪起在國債投資方面實際投資僅為7億元左右，事發后回收了近2億元左右，但是期間，國曾經取出不少資金做股票和實業投資，因此總的算來并不虧損。

　　不管如何，有一點不可以否認，國案發生的邏輯鏈條之一是：國債投資失利-廣證凍結國的帳戶-南京寧祿投資的回報無法支付-案發。

　　三上市公司之旅

　　在一份供述材料中，國洪起這樣評價中國的證券市場：“我國的證券市場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先天不足，這些漏洞和缺陷與生俱來，有些現象如融券、盜用上市公司資金在我們國家比較常見。”

　　精明的國利用了些漏洞，在最為鼎盛的時候，國洪起曾經控制著三家A股上市公司，分別是新都酒店(000033.Z)、福建三農(000732.SZ)和三木集團(000632.SZ)。

　　一位曾參與國洪起早期資本運作的相關人士透露，大約在1998年，國洪起開始著手收購上市公司。

　　新都酒店是至案發時國洪起仍舊擁有控制權的上市公司。

　　1998年末，國洪起通過香港的關聯公司取得了香港建輝的控制權，而后聯合其他幾個股東成為了新都酒店的實際控制人。至國洪起案發，(香港)建輝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香港建輝)仍舊持有新都酒店19.16%的外資法人股，列公司第二大股東。

　　1998年的下半年，國洪起又通過下屬關聯公司成功取得了三木集團的控制權。

　　記者調查顯示， 1998年報中，三木集團的前十大股東中至少有三家系國洪起直接控制，分別是上海金三元

　　據國洪起交待，上海金三元的股東孫戈、國洪新和葉德華只是代為出資，“福建博古投資是我的，1998年成立時用了劉建和王浩掛名出資；當時公司是我為持股別的公司成立，日常事務我讓莊季希負責。”莊曾以博古投資的股東身份出任三木集團副董事長。而福建華投投資系福建博古投資下屬企業。2000年下半年，國洪起控制的三家關聯公司退出三木集團。

　　準確地說，國洪起成立博古投資的初衷是為了進入福建的另一家上市公司福建三農。

　　1998年公司成立后不久，博古投資通過受讓福建省隆達藝術傳播有限責任公司持有福建三農4.64%的股權成為公司第四大股東。隨后，國洪起的另外兩家關聯公司唐山宏達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和廣東正安發展貿易有限公司在2000年年初成為福建三農的第二和第三大股東。

　　是時，國洪起控制的福建博古和華天投資共持有宏達建材40.6%的股權，為第一大股東；而廣東正安的三家法人股東深圳三州、北京博仁達和上海金三元均系國所控制公司，自然人股東魏薇為國洪起代持公司64%的股份。

　　這樣，三家關聯公司總計持有福建三農16.1%的股權，加上其他幾家股東配合，國洪起成為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但從2000年末開始，國洪起開始逐步退出福建三農，其關聯公司博古投資和福建賽克賽斯的控制權也轉讓給接盤者邱宗保的飛天系。

　　兩線作戰，兩線受損

　　從一開始，上述三家上市公司就只是工具。國洪起曾經這樣總結，“我收購三家上市公司，主要是依托這些公司進行股票炒作。”

　　2000年末，對于國洪起來說是個比較特殊的時點。大概從這個時候起，國洪起退出兩家上市公司，轉向投資實業。從某種程度上說，國洪起選擇投資實業有些情非得已，也正是這種不得已，注定著國洪起今天的路。

　　“我從上市公司退出，但原先為進入上市公司而設立的一些公司，比如九九，唐山建源就成了我的心病——投資7-8億，但是沒有產生效益，只能繼續投資。”國洪起事后說。

　　按照最初的計劃，國洪起只打算實業投資二三億元，“但出現了一些特殊的情況，一是九九投資達到了15億元，二是增加了開發項目如美邦亞聯。”　

　　成立于2000年9月的山東九九公司，系國洪起重要的實業平臺，而美邦亞聯項目則因為涉及到幾年前的“嘉利來事件”而廣為人知。

　　“國債投資”和“實業投資”兩線做戰，擊亂了國固有的節奏。在一次被問及如何處理實業投資和國債投資的關系的時候，國洪起表示，“當時我想兩者之間應該不會有矛盾。在我看來，國債賬戶上的資金和公司的資金都是我的。但由于企業的投資出乎我的預算，為了周轉資金，只好把國債回購挪到公司，國債賬戶需要資金時，我再想辦法把自己從公司打回。”

　　當然，所有想法是建立在國在當時的資產基礎之上。

　　根據國自己估算，截至2001年5月他所擁有的資產總量達到50億，總負債30多億。

　　按照計劃，國洪起將在2003年基本上完成了對實業的投資，雖然資金總投入上超過了原先的計劃，不過還可以維持。

　　2003年，國預計2004年3-4月股市將會出現好的形勢，于是，國在維持當時的國債投資規模的同時，開始計劃組織資金第二次大規模進入股市，國控制的好多企業也紛紛向銀行貸款，目的是把前期投入的資金變現后進入股市。

　　然而2003年底廣東證券凍結了國洪起的帳戶，國進入股市計劃隨之被打亂，“現在看來，如果不是遇到這件事，他極有可能受挫于股票市場。”

　　從企業抽掉的部分資金一部分被用于彌補國債虧空，更多的開始用來歸還到期的融資，國開始面臨資金捉襟見肘的局面。上述知情人士分析，“而公安機關的迅速介入凍結了國洪起絕大部分資產，使國洪起徹底喪失了自我求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