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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張立偉 北京報道
3月29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北京總部六樓的會議室里，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總工會分管領導和業務部門負責人，以及15個副省級城市總工會主席召開了“全國工會推進外商投資企業工會組建工作座談會”。全總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在會上傳達了中央高層關于加強外商投資企業工會建設的重要批示并發表講話。全
總表示，推進外商投資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是該組織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
全總的數據顯示，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按照2004年的數據，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有48萬家，其中16萬家外企建立了工會，僅占33%。
會議傳出的消息表明，這種情況不久將得到改觀，一些外資企業聚居的地方，正在加速推進外資企業建會的工作。上海的代表表示，2006年外資企業建會率將達到60%，2007年達到80%。浙江提出到年底達到80%，目前該省外資企業建會達到70%，但是3000家臺資企業只有1000多家建會。
全總力推外資企業建工會
全總的這次會議是有準備的。在會議前的3月16日，全總下發了相關通知，要求各地工會摸底外資企業建工會情況，并學習相關高層領導的批示。孫春蘭書記在會議上表示，推進外商投資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是工會推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實現“十一五”規劃的重要途徑。
工會制度在中國有法可依。根據中國的《工會法》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和限制。且上級工會可以派員幫助和指導企業職工組建工會，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也規定：外資企業的職工依法建立工會組織，開展工會活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外資企業應當為本企業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
同時，中國也在加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中國日前公布新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見。截至3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收到的4700多條意見主要集中在工資和社會保險、勞動力派遣等方面。
全總的一份資料表明了加強外企工會制度的大背景：隨著外資企業越來越多的同時，有關勞動爭議也隨之增長，有關工資、超時工作、工作環境不夠安全、勞動合同等糾紛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在沒有工會組織協調的情況下，員工利益得不到保障，且容易引起勞資沖突等不穩定事態。
上海以處理勞動爭議著名的楊帆律師向記者表示，這幾年外企的勞動糾紛越來越多，包括寶潔、箭牌糖果等公司在內的世界500強企業，多數是員工被裁后得不到相應的補償。一個員工面對強大的跨國公司，維權往往力不從心。
楊帆稱，外資企業建工會難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中國就業形式不容樂觀，外資企業更加強勢。而工人更為關注的是，長期過低的工資幾乎不見增長，沒有工會的員工因害怕被炒掉而不敢擅自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
沃爾瑪、柯達為何拒建工會？
外資企業建工會到底難在哪里？在3月20日的會議上，幾個在工會問題上保持強勢的外資企業被與會者反復拿出來示例。
有沃爾瑪超市進駐的省份工會負責人幾乎都提到了這個難啃的“釘子戶”。“沃爾瑪拒建工會開了個壞頭。很多外資公司表示，如果沃爾瑪不建立工會，他們也不會建立。”江蘇省的代表說。
早在2004年，全總就已經要求沃爾瑪在華企業建立工會，但是至今仍然沒有一家分店成立工會。這家零售巨頭計劃于未來5年內在中國再聘用15萬人，這個數字是其目前中國雇員數字的5倍。
位于深圳的沃爾瑪中國總部的公共關系部的黃小姐向記者表示，對于組建工會的任何問訊拒絕表態。
另一家美國公司柯達至今也沒有建立工會，其中國總部公共關系經理田耕先生向記者表示，公司研究過中國的《工會法》，認為該法核心內容是，工會是工人“自愿組織”，作為公司的股權人和管理層沒有權力去要求工人成立工會，柯達公司也沒有任何阻礙員工自愿成立工會的行為，柯達嚴格遵守中國的法律。
他還認為，如果員工提出組建工會的申請，應該是向上級工會組織申請而不是企業管理層，更不是由企業股權持有人或者管理層提出。
不過，不得不提的是，早在2004年10月，廈門海滄區工會曾向當地的柯達公司下達過“工會催建書”，但引起了糾紛。
在會議上，多數代表的共識是，一些外企之所以不愿甚至阻撓建立工會，主要原因有：一是擔心工會與自己對立；二是以“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不建工會已是慣例”為由拒建工會；三是某些地方政府擔心組建工會會影響外商投資的積極性，因而不要求外企建立工會，例如，有些地方甚至明文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暫緩組建工會”；四是有些外企雖然也表態不反對建立工會，但卻聲稱“是否成立工會，決定權在員工”，而員工卻因無力單獨與公司談判，不敢出面要求組建工會。
代表們還稱，由于地方經濟發展和就業的需要，外資企業在中國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這造成了沒有工會組織的企業職工缺乏足夠的力量保護。
江蘇經驗：工會助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事實上，工會組織不僅僅是協調勞資關系的紐帶，外資企業建立工會與中國的分配改革也息息相關。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近日表示，今后要改革中國的分配制度，增加職工收入。
如何增加外資企業工人工資？這是一個難題。早在幾年前，全總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但是，全國情況不盡人意，而江蘇則做得最好，有關人士表示，主要原因是工會發揮了力量。
江蘇在2005年3月，政府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出臺《江蘇省集體合同條例》，為職工工資增長提供法律保障 《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和職工方應當每年就職工年度工資水平、年度工資調整辦法和年度工資總收入進行協商，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合同，或者簽訂集體合同附件”，當出現“本單位利潤增長、本單位勞動生產率提高、當地人民政府發布的工資指導線提高、本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四種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或者職工方都可以在協商中提出增長工資的要求”。
今年1月，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批評一些企業長期“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怪現象。他說，相關部門必須給職工漲工資撐腰。
緊接著，南京市政府在3月初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意見》，要求到2006年年底，南京百人以上的已組建工會的企業必須普遍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其他建立工會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建制率力爭達到50%。到2009年年底，全市組建工會的企業基本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我們現在已經摸底調查各個區縣工會建立的數據，確立三年基本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到4月，全市進行為期一周的工資集體協調指導員培訓。”南京市總工會民主管理部的張科長透露，“我們將起草了一個文件，包括工資協商程序、主席起到的作用等，按照要約，協商代表的勞動合同將受法律保護。”
張科長評價說，這個制度是建立一個工資增長的內生機制，政府已經不能用行政手段調控工人收入，這不僅僅涉及到職工利益，也關系到穩定。
他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南京市的一家著名跨國公司職工選舉公司門衛為工會主席，在2004年上任后，經過長期談判，最近與企業達成工資增長協議，原來該公司規定工資每年上漲不超過3%，新的協議規定，公司所有崗位員工每年的工資上漲不低于6%，第二個勝利是，取消后勤職工1200元的封頂工資，他們也包含在漲工資的崗位內。“他只是一個兼職的工會主席，我們教會他方法，叫他規避風險，他成功了。”
南京市更多的跨國公司正在與工會主席協商工資。有一些相持不下，反反復復幾個月，最后有一家把糾紛告到市政府那里，“市政府批示我們工會處理，一般最后雙方都會讓步，達成協議。”
南京的做法得到了國際勞工組織(OIL)的贊許。在去年的一次調查活動中，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對南京的進展表示“吃驚”。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得到了該組織的支持，這一制度是國際通行的慣例。
3月31日，中國工運學院院長也前去南京市總工會調研“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主要針對該制度的進展、突破以及新的探索。張科長透露，他們對此表示肯定。
“不管推進工作有多難，只要是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都比沒有開展的要好。”張科長表示。
不過，工資集體協商的基礎是建立健全工會制度，若要在外企中大規模推行，必須在外企中先建立起工會。“協商是由企業工會代表職工和雇主，通過會議的形式進行，國外叫談判”，張科長告訴記者，“企業沒有工會組織的話，這個制度很難推行，因為協商需要有職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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