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為誰作證

　　本報記者 高凡 綜合報道

　　在一周的中國之旅后，不知是否本已計劃好的，還是中國之行改變了其決定，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在3月28日宣布第四次推遲他們的人民幣匯率提案，由原定的3月31日推遲到9月29日，而那時，正是美國國會改選的最后期限。

　　當然，中美貿易爭議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就在舒默提案被宣布推遲的第二天，3月29日，一份被認為是舒默提案備選的新法案，在美國參議院舉行聽證。

　　這份由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查爾斯·格拉斯利和議員馬克斯·鮑克斯起草的提案，要求美國財政部確定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貨幣是否存在損害了美國經濟利益的根本性問題。

　　他們是誰？

　　參加3月29日聽證會的有8人，來自美中經濟的各個領域：第一組是3位政府部門官員；第二組來自代表企業的美中商會、農產品商、投行、知識產權爭議較多的唱片公司和學者。

　　三位政府部門官員分別是：美商務部負責國際商務貿易的副部長雷文凱、美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亞當斯、美國貿易副代表卡蘭·巴蒂亞。他們都剛剛結束中國之旅。

　　來自投行的高盛(國際)副董事長羅伯特·赫麥茨的聽證報告充滿數據和圖表。

　　赫麥茨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聽證會是在1971年，那時他是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當時討論的是尼克松訪華前對華經濟的開放。“當時，就在這里，這被視為重要的一步，充滿爭議。”

　　高盛最近在中國最大的項目就是高盛聯手安聯集團和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億美元入股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工行。

　　佛萊特·伯克斯坦作為學者代表，自美國政府智囊機構國際經濟研究所1981年成立以來，一直是該機構的主任。他以前曾擔任美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秘書，美國安全理事會前國際經濟事務助理。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代表著約250家美國在華以及和中國做生意的公司。該委員會主席約翰·弗里斯比說，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出口到中國，還是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就在今年2月，美國再次掀起貿易失衡論時，美中商會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中國正進一步邁向市場經濟，大部分在華美國企業是盈利的。

　　美國大豆協會副主席加里·喬希姆的發言最為簡短，只有3頁。喬希姆是來自明尼蘇達州的種植大豆和玉米的農民。喬希姆強調中國市場對美國2萬5000個種植大豆的農民的重要性，中國已經是美國大豆的最大買家。

　　美國唱片行業協會高級副主席約瑟夫·巴布維齊則代表美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業。

　　美中貿易逆差出自哪里？

　　中美的貿易逆差是引起爭議的要點。是中國引起了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嗎？

　　“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利益，也帶來了挑戰。”弗蘭克林·拉文說，“在美國，對中國產品引發不公平競爭的焦點是因為傾銷、政府補貼和中國的匯率。”

　　“中國的經常項目盈余是全球失衡的主要構成。”美國財政部的亞當斯認為。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增長不是中國政策使然，主要是美國全球貿易赤字的增長，和在亞洲貿易投資模式的改變。

　　“在過去10年中，東亞在中國投資增多，緊跟著就是他們的生產轉移至中國，因此，他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轉移到了中國。” 弗里斯比說。

　　“美國經濟可能有貿易逆差的問題，如果真是這樣，這也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與中國的貿易。”弗里斯比說。

　　“不要夸大中國的影響。”赫麥茨更是認為，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只是美國GDP的2%。

　　美國已經在十來年前就失去制造業工作，那時中美貿易增加還未開始。中國貿易給就業帶來的影響，與國內技術改革和國內經濟變遷帶來的影響相比是比較小的。

　　而美國大豆協會更關心的是，一旦對中國的貨物征收更高的關稅，可能會引發中國對美國產品的報復，從而影響他們的大豆出口。

　　因此，他們希望能確信，在正在進行中的WTO市場準入談判中，中國是個完全的參與者，采取完全的市場準入。喬希姆認為，這才是目前中美貿易失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相信，與中國貿易的順利進展部分原因是通過加強自由平衡的貿易帶給雙方的利益來解決爭議，而不是通過公開的譴責。” 喬希姆說。

　　人民幣被低估被視為中美貿易逆差的元兇，因此，人民幣升值一直成為焦點。

　　為了消除全球貿易失衡，亞當斯重申了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諾去年秋天訪華時提出的三點：采用市場化的靈活的人民幣利率；從投資和出口導向型增長轉向基于消費的經濟；改革和開放中國金融業。

　　鼓勵中國更快地走向基于市場的靈活的匯率成為美國財政部的首要選擇，更靈活的

　　不過，美國財政部強調，這個問題現在不是“是否”，而是“多快”的問題了。

　　而赫麥茨則引述了前美聯儲主席在去年6月出席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聽證會時的表示，一些人錯誤地相信中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大幅度上升將會大大促進美國制造業發展，并增加就業。他還不知道有哪些可靠的證據來支持這一結論。

　　因此，他更傾向于美國財政部的方案，加強國內消費，減少在出口導向型領域的投資。“中國金融改革也將有助于減少失衡問題。改善

　　他也傾向于美國貿易副代表卡蘭·巴蒂亞的建議，從雙邊對話走向多邊，中國更大程度放開服務行業，也解決了美國唱片行業協會高級副主席巴布維齊提出的保護美國知識產權的問題。

　　中國匯率政策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可能被夸大了。中美商會的會員并不認為，匯率問題是影響他們在華經營競爭力的主要問題。“即使人民幣升值25%，也只是減少200億美元的美國貿易逆差。”

　　所以，弗里斯比認為，最好的途徑是施加更大的市場影響力，更廣泛的金融改革，最終能在適當的時候解除資本控制。

　　而伯克斯坦認為，人民幣的升值是減少失衡的基本手段。人民幣和亞洲貨幣升值20%，美國經常項目將每年減少600億-800億美元。

　　美國如何應對逆差？

　　盡管舒格提案策略性地延遲表決，這被伯克斯坦視作為下下策。“如果以上四種方案都不奏效，國會就應該通過舒格提案，對中國進口產品征附加稅。”

　　伯克斯坦提到的前四種選擇是，如果在美國財政部發表半年貨幣報告前，人民幣不升值10%，中國應該被列為“貨幣操縱國”；政府應該告知G-7國和國際貨幣組織，尋求廣泛的多國力量；政府通知中國，如果不修正人民幣匯率，將不反對格拉斯利和鮑克斯法案立法，封鎖中國在IFM的配額，撤回其非市場經濟地位也是不可能的；國會推進格拉斯利和鮑克斯法案。

　　“美國需要削減它的全球正常項目赤字至它的GDP的3%，中國則應該消除其全球經常項目盈余，停止累計外匯儲備。”伯克斯坦說。

　　三位政府官員都傾向于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美國財政部相信，最有效的途徑是與中國的相關部門合作，他們不同意國會向中國產品關閉市場的做法，而是希望取得雙贏的結果。

　　“中國政府應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承擔國際貿易義務。美國企業、工人和農民應能與世界上任何人競爭。”拉文。

　　與中國政府打了30多年交道的赫麥茨以一位“中國通”傳遞著他的經驗：要求中國“應該”這么做，“應該”那么做，這樣的語調不可能產生結果。“坦陳美國的利益和目的，避免公開的譴責。”

　　而他認為，目前影響中美經濟的問題包括：能源，這個問題代表著主要的地理政治和地理經濟的挑戰，除非美國和中國能源合作同意達成框架協議，否則一系列的互相沖突不可避免。

　　其次是經常項目失衡。他同意人民幣匯率漸進地改革，“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都是基于漸進主義。”

　　如果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消除了，如果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的缺口不改變，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將依舊存在。中國對于外國資本的依賴也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