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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連鎖反應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01日 11:40 21世紀經濟報道

  文/梁 紅

  今年春節以來,農民工供不應求再次成為國內外媒體報道的熱點。如同過去兩年一樣,供不應求的還是那些低工資、缺乏技術的農民工,而這類勞動力的供給以前一直是被認為是無限的。

  中國真的失去了“人口紅利”嗎?從人口增長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下降最早也應當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況多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減緩勞動力增長速度下滑帶來的負面效應。但是,一些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都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緊張,引起工資報酬的上漲。這種壓力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將持續存在,也會對中國和世界市場帶來深刻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旺盛的勞動力需求,特別是在制造業和建筑業領域。在過去3年里,中國10%的GDP增長和16%的工業增加值增長都對就業起到了拉動作用。工人工資的上升和熟練技術工人的短缺在2002年初就已經顯現,并在2004年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同時,自入世以來,中國充分發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擴大出口市場,從而對于低端制造業工人的需求逐漸擴大。遍布制鞋廠和紡織廠等低端出口商品的珠江三角洲在2004年首先出現了“

民工荒”,并且很快地擴散到其他沿海各省,甚至部分內陸城市。

  另一方面,勞動力的供給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首先,農民工的機會成本上升。中國農民工面臨的機會成本是農業生產帶來的收入。也就是說,制造業的最低工資是由農業收入的相對水平決定的。官方數據顯示,2004年農村人均凈收入增長了12%,2005年增長了11%,而在2001-2003年間平均只增長5%。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種糧補貼和農業稅減免都有力推動了農民純收入加速增長。

  第二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中國還有多少潛在的剩余勞動力?一種說法是農村還有1億左右的剩余勞動力。另一種說法認為大多數的農村適齡人口都已經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而留下來的都是“三八六一部隊”,即婦女、兒童和老年人。人口分析表明,由于1978年以來中國嚴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已經越過了頂峰。而且,15-24歲的年輕勞動者增長率已經處在零到負值的區域,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也在下降。

  第三,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年輕勞動者期望值的上升。中國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正在迅速提高,尤其是年輕的一代。按照經合組織的經濟預測,到2006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人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達到11年,而那些即將退出這個市場的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因此,盡管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供應很龐大,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輕勞動者的供應已經開始減少。

  勞動力需求的提高,非熟練勞動力供應量的縮減,和不斷上升的收入期望都加大了增加農民工工資的壓力。勞動力市場需求和供給的這些變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在可預見的未來很可能會持續存在下去。為了應對招工中的困難,很多雇主求助于提高非工資形式的福利,以及改進工作條件。雖然關于這方面的數據很有限,季度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收入在2005年前三個季度增長了17%。

  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和薪酬的這些變化在短期和中長期都將會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首先中國低端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有助于消費需求的啟動。對于政府來說,農民工打工匯款增加而帶來的農村收入提高無疑是個好消息。因為它應該會推動長期落后于城市的農村的消費。農村消費品零售和住戶支出數據顯示農村食品和生活用品的需求上升的勢頭十分明顯。

  但是,對于宏觀經濟來說,工資水平的提高和糧食價格的上漲也有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在加大對通貨膨脹壓力方面。政府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很可能會使農業收入不斷提高,而低端制造業的收入也會水漲船高。在需求方面,除非

中國經濟硬著陸,否則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應該會持續上升。因此,勞動力市場的供不應求和工資水平的上升可能最終導致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作為很多制造商品全球價格的設定者,中國的工資和通貨膨脹水平變化對世界經濟有巨大的影響。工資水平和其他相關價格(如電價和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很可能帶來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上漲。此外,央行如果延遲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調整也可能增加全球范圍的通脹壓力。

  從中長期看,勞動力價格的提升會引發產業鏈繼續向更廉價生產基地的轉移。有趣的是沿海地區不斷上升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已經使得很多企業轉向內陸城市。隨著當地政府改善交通狀況,創造良好的商務環境,二線城市已經從國內國外吸引了大量的投資。事實上,資本從富裕的浙江省流出已經引發了國內關于外包挑戰的爭論。

  和其他亞洲發達國家比起來,中國的問題一點也不新鮮:經濟高速增長,收入增加,企業被“逼”產品升級。在嚴峻的市場條件和上升的工資水平影響下,短期內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降低商務成本,以發揮比較優勢。這更需要政府加快體制改革,特別是金融領域和國有企業改革,減少因為政策、體制扭曲而帶來的“交易成本”。

  [作者系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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