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滕曉萌 特約記者 周默鳴 北京、美國舊金山
巴蒂亞(Karan Bhatia)，美國貿易副代表，上周從中國回到美國；
雷文凱(Franklin Lavin)，美國商務部副部長，上周從中國回到美國；
亞當斯(Timothy Adams)，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2月底剛剛訪問過中國。
當地時間3月29日，這三大高官齊集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很難想象，美國政府中還會有比他們更加熟悉中美經濟事務和更有發言權的官員。一家當地媒體事后評論說，“三個關鍵部門的官員從不同層面，拼湊出了中美經濟的詳細圖景。”
而這一次，邀請他們站上講壇的是在前一天剛剛聯名提出了《2006美國貿易促進法案》的蒙大拿州參議員、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副主席鮑卡斯。他和金融委員會主任格拉斯利的這一份提案，目前被認為通過的可能性相對較大。
這份提案對華的打擊面更大，要求用貿易、投資、國際貨幣等手段全面干預人民幣匯率。
而三大高官的聯袂現身，更印證了美國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的說法，美國存在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其政治影響力相比以前更大；同時，也隱顯出了美國政府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真正態度。
這次聽證會美國方面紅白臉相間，紛呈出了美國政壇多元化的利益糾葛、中美貿易問題協調的冗雜性和美國政壇屢試不爽的杠桿對敲游戲。
紅臉：從“貨幣操縱”到“貨幣錯配”
這一聽證會的主題是——“重新評估中美貿易”(U.S.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Revisited)。
今年春天以來，美國國會山和白宮對“如何看待中美貿易中的問題”的爭論喋喋不休。參議員舒默憑借自己強硬的“匯率報復案”成為國會中貿易保護主義的代表人物；而作為金融委員會中的實權人物的鮑卡斯和格拉斯利則相對溫和許多。
“但是在現在的國會中，溫和派仍然只是少數。” 摩根大通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國經濟師龔方雄說。
然而，即使是國會中的溫和派，其提出的要求也遠超出了中國政府的底線。3月28日，舒默和格雷厄姆訪華結束回國后主動請求延遲了他們提出的“匯率報復案”的表決；與此同時鮑卡斯和格拉斯利，則“填補性”地提出了《2006美國貿易促進法案》，要求美國利用IMF來懲罰匯率不平衡的國家。
“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不遵守諾言的行為使我們的貿易陷入了危險的境地。”鮑卡斯3月29日說，“我們昨天提出的提案，可以解決兩國在貿易和貨幣上的一些問題。”
格拉斯利和鮑卡斯的新提案對所謂的匯率失調的國家提出了苛刻的條款，比如，阻止美國海外私人投資集團(OPIC)給美國商業機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項目進行融資，阻止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對這些國家的融資，阻止IMF給這些國家增加投票權利，拒絕給予這些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等等。
雖然OPIC支助的150多個國家的項目中，并不包含在中國的項目，但是新法案稱中國違反了IMF條款。
當天的聽證會，鮑卡斯顯然希望三名高官的發言會支持他的新提案，而三位高官首先要斟酌的是，如何才能小心翼翼地劃清自己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界限。
在聽證會上，亞當斯就明確表示，不但財政部的年中報告可能會因為胡錦濤主席訪美而推遲提交，美國也不大可能將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
此前外界一直相信，在原定于4月15日發布的年中報告中，財政部很有可能把中國列入“匯率操控國”行列，將直接為國會一系列制裁中國的法案提供依據。
亞當斯還說，美國財政部并不贊成那種“如果中國人民幣不升值，就制裁中國”的做法，他說這是一種“孤立主義”的做法，“將傷害我們的經濟，并且也不能達到目標。”他指的實際上就是舒默的“匯率報復案”。
不過，對于鮑卡斯的新提案，亞當斯表示，財政部還在繼續研究，尚未作出結論。但他贊成兩位參議員用“貨幣錯配” (Currency Misalignment)概念代替“貨幣操縱” (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思路。
這實際是第一次，美國政府官員對國會提出的有關促進人民幣升值的法案表示好評。
雷文凱也告訴參議員們，由于貿易逆差、經濟政策、投資，乃至語言文化的諸多差異，美國人對于中國經濟產生惡感不足為奇，但應該看到，美國2005年對華出口激增超過20%，同時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經營良好。另外，來自中國的大量產品也對美國消費者和經濟相當有益。
他的結論是：千萬不要對中美經濟喪失信心。
白臉：多方面、多渠道對中國施壓
對于舒默法案和狹隘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對，并不表示這些官員不打算從其他方面制衡中國。
“我們今年也發表了一份徹底重估中美貿易的報告。”看到聽證會的主題后，巴蒂亞說。他指的是2月14日，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發布的“美國-中國貿易關系：進入一個更強責任感和執行力的新階段”的報告。這份報告當時提出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六項目標：參與度、實施與遵守、美國貿易法的執行、進一步市場準入和改革、促進出口、對貿易問題的積極確認與解決。
3月30日，巴蒂亞發言的第二天，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就宣布了報告發表之后的第一個實質性行動——同歐盟一起向WTO投訴中國的汽車零部件進口政策。
“在報告中我提到，在雙邊談判無法解決問題時，我們將訴諸多邊體制下的法律，另外我們也會加強和其他國家合作，所以今天的舉動正好體現了這些措施。”波特曼在華盛頓說。
外界猜測，美國財政部對格拉斯利-鮑卡斯的法案表示好感的原因在于，利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多邊體制，來制約中國，可能也是財政部正在考慮的一個政策方向。
對此，亞當斯說，美國財政部關于中國改革的考慮有三大“支柱”，一是匯率改革，二是從投資-出口導向型增長到消費導向型增長的轉變，三是金融系統改革。他認為，這三項改革現在沒有一項達到美國政府的預期水準。
盡管不打算通過制裁中國取得進展，亞當斯還是說，美國政府對于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態度，不是一個“要不要改”的問題，而是一個“改得多快”的問題。在他看來，自從中國政府在去年7月開始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匯率3.2%的增幅實在是說明中國政府“太過小心謹慎了”。
除了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外，亞當斯宣布，美國政府還將優先促進中國金融系統和股票市場的現代化，包括取消外國股票投資者的差別待遇、促進國企改革和鼓勵中國在風險調控、會計制度和財務報告方面的改革。
雷文凱也向國會列出了美國商務部將要執行的一系列對華貿易的措施，包括加大反傾銷方面的工作，目前美國商務部正在處理58起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產品涉及日用品、農產品到鋼鐵等，總價值超過5億美元。同時，美國商務部還將加強對中國產業政策和價格管理的監控。
雷文凱甚至還總結出了去年中美紡織品貿易談判中，美國所積累的一些經驗。在他看來，由于美國一開始的強硬舉動，導致其后占據主動，“如果有需要，我們將繼續侵略性地使用我們的工具。”
“我們應整體看待，同時做工作”
美國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3月29日在北京的演講中表示，希望中國政府配合美國政府，一起反對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引起了中國前駐美商務參贊何偉文的極大關注。
“這其實就是表明古鐵雷斯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在雙邊經貿關系中做出一些讓步，給美國政府提供一些應對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材料’。”諳熟美國國內政治的何偉文說。
盡管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在處理對華貿易問題中的矛盾人所共知，但這些矛盾并非是政府和國會對華存在根本性的認識分歧。他們只是尋找如何用更好的方法才能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不同的是方法和手段，相同的是目的。”
“有的時候，美國政府和國會有點像唱戲的‘紅臉’和‘白臉’”，一位商務部貿研院的專家表示，比如舒默也未必相信自己的法案可以通過，但是他的法案一天存在，就可以一天保持對中美兩國政府的壓力。“博弈方國家的政府為了不出現最壞的結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選擇次優方案，這就是國會議員們擅長的杠桿游戲。”
“但是我們在外交中，必須把美國政府和國會視為一個整體看待，同時做工作。”何偉文說，“可能不同的是，對于熟悉業務的美國官員，我們可以直奔主題，而對于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的舒默這樣的議員，我們就只好從‘ABC’開始講。”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鮑卡斯相對舒默對中國比較溫和的一個可能原因是，他曾經7次造訪中國，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今年的1月，他當時受到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商務部部長薄熙來等高級官員的接見。
目前中國與美國國會的常規交往主要通過全國人大來進行，全國人大和參眾兩院都有固定的交流機制。
龔方雄警告說，即便相對溫和的格拉斯利-鮑卡斯法案最終獲得通過，也并不代表舒默法案不再被提起表決，因此，在未來的幾個月中，如何加強對美國國會的工作和與美國政府的協調配合，乃是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