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變化導致收入下降 萬州的哥尋求司法裁決

　　記者 李星辰 邱敏 報道 

　　仲裁費難倒出租車司機

　　3月9日下午，萬州謝興強等5人帶著復雜的心情踏進重慶市仲裁委大門。近一年來，160多名出租車司機經過無數次討論和思想斗爭，最終決定通過司法程序來尋求公正。而這筆

100多萬元的仲裁費，他們很難拿出。

　　上海律師斯偉江是出租車司機的委托人，這160多份仲裁申請書他的公文包已放不下，他只好用一個大袋子提著走進仲裁委。仲裁委事務處計算出了本案仲裁費，爭議標的達2000多萬元，仲裁費是137萬多元。

　　類似于謝興強這樣橫下心決定打這場官司的有160多名。“這個官司代價很大，137萬元加上律師費和其他費用，相當于每個出租車司機要湊1萬元。而這1萬元在萬州這個經濟并不發達的地區，就差不多是我們一年的收入。”謝告訴記者。

　　目前，出租車為這場官司一人暫時只湊了1000元，律師費也沒有給，他們的錢還遠遠不夠。這5名代表向仲裁委提出減少費用的申請，但暫時還沒有批下來。

　　斯律師告訴記者，出租車司機們的仲裁費用如果不能減，也并非沒有辦法。他們可以采取幾項措施，首先可以把每個出租車司機請求償還的風險抵押金部分減少，這樣總的訴訟標的就可以減少到1000多萬元，仲裁費也按照相應的比例下降至70萬元左右。

　　如果出租車司機覺得這樣不妥，他們可以先讓其中的10個人先告，其他的人則可以等仲裁結果出來之后，根據結果再做是否申請仲裁的決定。這樣一來，經濟上就不存在負擔，更多的出租車司機可做選擇。

　　“總之，不管案件結果如何，不管這條路多艱難，我們都要走下去，我們和東贏公司已經無法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完全是逼出來的。”一位姓鄭的代表說。

　　市場變化帶來收入下降

　　對于糾紛的起因，要追溯到5年前。2001年，重慶東贏客運發展有限公司在萬州按程序依法取得400輛出租車經營指標，經營期限為8年。在完善各種手續后于2002年按政府的要求以自營方式分批次將出租車投放市場。

　　公司對投放的出租車實行定額管理。當時，東贏公司出租車司機的收益比較高,一般主駕能每月拿到4000元左右，副駕能拿到1500元左右。

　　這一情況直到2005年發生了變化。2005年7月，萬州區政府決定將到期本應無償退出出租車市場的987名個體經營者采用三換一的方式新增271個出租車經營指標，并于9月投入271輛出租車投放市場。

　　隨著出租車的增加以及燃料費在全國范圍內的上漲，駕駛員的收入與前三年相比也開始減少。出租車代表謝興強告訴記者，他是2005年于重慶東贏公司簽訂租賃經營合同。合同約定租賃的期限為5年，當時他向東贏公司交了38800元的部分租賃費用，以及3萬元的風險擔保金，因他是轉租的，又產生了9000元的轉租費。一共投入了近8萬元。謝每個月向公司交5000元——6000元的“份錢”，其余的歸自己所有。謝是下崗工人，當他東挪西借湊夠了這筆費用時，他認為現在應該有了一個穩定的收入。

　　謝稱，起初幾個月，他的收入還不錯，可到了7月份收入急劇下降，最低的時候一個月只有400來塊錢，家里生活都成問題。

　　在萬州，和謝興強有著同樣煩惱的出租車司機有200多人，他們都是重慶東贏客運發展有限公司萬州分公司(以下簡稱萬州東贏公司)出租車的司機。生存艱難的出租車司機們多次向東贏公司提出申請，請求變更合同，把每月的“份錢“降低一些，但是東贏公司認為合同既然約定，不能隨便更改。

　　出租車司機又拿出2004年萬州價格認證中心的對萬州出租車市場的認證，他們計算出重慶東贏公司的利潤為47%，管理費在3%的情況下，認為出租車司機每月繳納3709.89元是比較合理的“份錢”，但依舊沒有得到東贏公司的認同。東贏公司認為，在合同簽訂前駕駛員還單方面向公司出具了申請書、承諾書。在合同簽訂后，合同各方都應本著誠實信用原則，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

　　隨著出租車的增加以及燃料費在全國范圍內的上漲，駕駛員的收入與前三年相比也開始減少。

　　抖露詳細賬單 東贏公司表示“企業僅有微利”

　　“我們也不想打這場官司”

　　記者 李星辰 邱敏 報道

　　公司管理層非常重視

　　2006年3月10日下午，記者約見了東贏客運公司的負責人。事實上，面對這一場浩大的集體訴訟，負責人的心情也十分復雜。他直言不諱的告訴記者：“我既想打這場官司又不想打這場官司，想打是因雙方對合同的理解不同，因此這件事通過司法程序解決是最好辦法；而不想打則是不愿意看到這筆天價仲裁費，出自收入不算高的出租車司機，加大了他們的負擔。”

　　東贏公司管理出租車營運的曾處長向記者介紹，2005年公司在出租車司機提出減少“份錢”的申請后，公司管理層非常重視并立即組織人力、物力對相關情況進行了調查。對經營情況的調查采用了抽樣調查方式進行，調查對象為2003年至2005年9月30日在萬州經營的四家出租車公司車輛，樣本總量為80輛進行調查。

　　東贏公司計算出旺季最高月份平均收入為17603元，淡季最低月份平均收入為10987元，全年月平均收入為13825元，上述數據不含未打表部分。駕駛員每月上交公司5200元后，尚需支出燃氣費2100元、修理費500元。綜合以上數據，駕駛員旺季最高月份平均凈收益為17603元-5200元-2600=9803元，其中主駕可得8600元、副駕得1200元，淡季最低月份平均凈收益為10987元-5200元-2600元=3178元(其中主駕1900元、副駕1200元)，全年月平均收入為13825元-5200元-2600元=6025元(其中主駕4800元、副駕1200元)。

　　即便在2005年9月萬州區新投放270余輛出租車、月平均營業額下降10%的情況下，駕駛員的月平均收入仍有4642元(主駕3400元、副駕1200元)，計算公式為：13825元×（1-10%)-5200元-2600元。由此可見，一輛車兩個司機，平均收入應該在2000元以上。在萬州地區，一般生產企業工人月收入在600-800元，而出租車駕駛員月工資近2000左右，應該算是高工資。

　　對于統計數據的準確性，曾處長十分肯定的說：“這些數據是來源于我們出租車上面的IC卡原始記錄，IC卡上清晰記錄了每趟次乘客上、下車時間，行駛里程和營運收入。”

　　公司承擔了經營風險

　　對于出租車司機所稱東贏公司是暴利，曾堅決否認了這一說法，他告訴記者：每輛出租車每月向交納責任制營運收入為逐年遞減方式，第一年最高交5600元，第八年最低交3800元，單車月平均向公司繳納5200元，在抵扣了安全保證金后，責任制經營者向公司實際月平均交款少于5200元。但是公司每月承擔的費用非常大，按照目前的標準，養路費每個月400元(簽訂包繳合同后實交280元)，客運附加費260元(實交182元)、運管費80元，定額稅239.96元(2006年1月1日起為365.24元)、保險費扣除優惠后實交650元、座套及工作服月攤銷14元，車票及工本費15元，車輛折舊費1634.17元，使用權平均攤銷729元，車船稅及其它零星成本25元，單車月管理費用分攤450元，事故損失190元，財務費用487.5元，所得稅150元，合計5124.63元。

　　“根據上述數據,即便是不了解客運行業的人也知道這已經是微利了，試問企業還有多大的讓利空間呢？”曾說。

　　與低利潤相對應的是高風險。出租車的風險主要是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產生的民事賠償責任上。對于一般的交通事故，在除去保險公司賠付后不足部分駕駛員還能承擔，但對于重、特大交通事故，駕駛員是無力承擔的。而公司作為車輛法定產權人，往往承擔了大部分的賠償責任。舉公司的一起事故案例來說，一輛出租車在高速公路上與嚴重違返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人相撞，造成該行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行人與駕駛員負同等責任。最后經法院判決，公司作為民事行為和民事責任的主體，承擔了全部的賠償責任。除此之外，有的案件法院為了更好的保護受害人，也會判決公司對相關賠償承擔連帶責任。對公司來說，經營風險是難以預計的。

　　“翹腳老板”造成了兩邊虧？

　　那么，為什么出租車司機稱生活艱難呢？

　　東贏公司的曾處長認為，正是由于萬州出租車駕駛員前三年的高收入，從而形成了一些駕駛員自己不上車經營，而是雇傭兩名司機駕駛出租車，司機再向其交“板板錢”，自己則在家里收錢。更有一些人把公司出租車當成一種投資項目進行經營。如果是這樣的話，經營者不用開車月收入也可以拿到幾千，這就是所謂的“翹腳老板”。因為多了這樣一個中間環節，第一主駕的收入自然下降了，所以在萬州區政府投入

　　“與你們簽訂合同的都是這類‘翹腳老板’嗎？”記者問。曾回答稱，他們一直沒有調查清楚到底有多少，反正這類人肯定是有的。按照公司的規定，經營者原則上須自己當班，全月出車12天以上。

　　曾處長認為，出租車的產權屬公司所有，公司與出租車司機事實上是勞動關系，而并非承包關系。公司之所以是租賃合同，是借鑒了經濟發達地區上海出租車公司管理模式，采取責任制經營是企業為了安全生產，企業采取的內部經營管理行為。以此“獎勤罰懶，多勞多得，節約歸己”的現代企業管理機制，充分調動出租車司機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