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城市

　　郭娟/文

　　有人為北京的2008憂心忡忡，不僅僅是奧運場館、交通系統和環保指數，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城市面貌——她是不是足夠大氣優雅？她能否看起來比悉尼更現代，比雅典更有文化底蘊？

　　一個城市的氣質體現在它的歷史沉淀和文化生活上，以及身處其中的人的精神狀態和審美趣味。現在的北京，一切建設和改造都在鋼筋水泥里飛速進行，與此同時也有人開始了一些更為柔軟緩慢的工作——梳理散落的記憶，來講述這個城市的故事。

　　保存記憶的博物館

　　1925年，由清宮代表、軍政代表和文化界代表組成的故宮善后委員會在一片混亂中成立了“故宮博物院”。之后的日子里，軍閥混戰，政權更迭，故宮的命運更是隨之顛簸起伏，無數人覬覦著紫禁城內收藏的大批珍奇古玩，這個曾經象征了最高權力的巨大皇宮瞬間變得不堪一擊。

　　但故宮熬過了風雨飄搖的民國、復辟、運動、戰爭，其間文物曾疏散各地，直到和平時期的到來才又陸續回到北京。從50年代開始，在原有藏品的基礎上，故宮又接受了大量國家機構及私人的捐贈，再加上從國內其他博物館和文物部門調來的文物以及在海外拍賣會上買回的文物，現在故宮對外宣稱的藏品大概在117萬左右，其中僅青銅器就有15000多件，藏品中不乏《清明上河圖》一類的珍品。

　　幾朝幾代的寶貝又終于在故宮里安頓下來，故宮重新成為了一個藏品豐富的博物館。近幾年，故宮也逐漸開始有能力出借展品，同國外博物館進行互換展出。正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的“盛世華章”展覽的展品包括了400多件“康乾盛世”時期的宮廷珍品，這超過了國內任何一次大型展覽的規模，但同時也折射出一個問題：國內展館尚不具備舉辦這種大型展覽的條件。

　　紫禁城原是皇室居住的地方，本來就不具備做展覽館的條件，而文物對溫度、濕度、光照等條件又存在著很高的要求。故宮博物院也曾經把一些宮殿內部改造成展廳，但這又無可避免地帶來另一個問題——紫禁城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一道道深紅宮墻內的正殿、角樓、影壁、回廊本身就都是珍貴古跡，它們的意義也決不輸于任何文物。做出調整后，現在在故宮博物院，部分宮殿作原狀陳列，部分則非破壞性地“順勢”變成展館。從2004年6月起，故宮又開始了幾百年以來對建筑物最龐大的一次維修工作，工程的開展以“完整保護，整體維修”為原則，總投資20億，預計用19年完成，其中中軸線建筑的修復工作會在2008年奧運會前全部完成。無論是作為博物館的故宮還是作為古代宮殿建筑群落的故宮，都在平穩地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外界對它的關注也越來越多。央視花兩年時間拍攝了關于故宮的大型紀錄片，重新回顧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展示了故宮藏品的精妙絕倫。

　　其實故宮之于北京，遠非一兩句話可以說得清楚。故宮里同時收藏著的不僅是皇家記憶，還有整個北京城的前塵舊事。

　　一個城市的藝術生活

　　中國美術館是當初為慶祝建國十周年大慶而修建的北京第一批十大建筑之一。1963年毛澤東手書“中國美術館”的匾額，自此確立了它的國家美術館地位。

　　1976年，中國美術館在唐山大

　　硬件改造的同時，中國美術館還在進行著另一種“維新”——如何從一個美術展覽館變身為美術博物館。美術館的定義不僅僅是有收藏作品的畫廊，它需要沉淀和性格，這個概念正變得越來越清晰。但是長時間以來，由于經費和體制等方面的問題，中國美術館的藏品一直稱不上豐富，館藏按時序劃分，大部分是中國傳統藝術；策展不足，承辦的各類展覽質量也參差不齊。

　　而隨著中國人視野的開闊，“策展人”這個詞開始在中國變得越來越為人熟知，這意味著展覽的概念從“組織”走向了“策劃”。同樣是政府平臺的上海多倫美術館成立于2003年，策展人顧振清說，他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策展人制度，原創性展覽大概占了總展覽數量的三分之二。但是對于在舊體制下生存多年的中國美術館來說，“國家美術館”的名頭既是身份也是限制，牽一發動全身，改革不是一件輕松的任務。同時，當代藝術的流行也給中國美術館帶來了一些考驗，不同于傳統的架上藝術，當代藝術中新媒介的應用，裝置、影像的表達方式都成為美術館的新挑戰，如何適應，也需要調整。

　　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美術館，相對于國外美術館較為成熟完善的機制和政府政策，中國的美術館的外部環境還遠談不上理想，美術館都面臨著資金壓力——美術館畢竟不同于畫廊，作為公益性機構，它不進行任何商業活動，只有“買進”沒有“賣出”，館藏絕大部分來自私人捐贈，日常的開支依賴國家財政支持和社會捐助。“中國的美術館都收門票很正常，美國給贊助博物館、美術館的企業免稅，英國的美術館自己都能賣彩票，當然不一樣。”顧振清說，國外有各種名目的藝術基金會，時尚產業跟美術館也越走越近。中國顯然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氛圍。他同時談起多倫美術館與商業畫廊的合作：“畫廊策劃優秀展覽，美術館提供場地和進行學術把關，展出資金由畫廊方面來出，美術館和嚴肅的商業畫廊合作，這樣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產業鏈關系。不過上海環境相對寬松，北京的情況更復雜一些。”

　　坐電車緩慢地經過中國美術館是很多北京人的生活經驗，可是真正意義上的“美術館生活”卻并沒有圍繞著它展開。美術館的公共性是學術界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它在社會生活中所應該承擔的諸如知識傳播和教育的功能如何才能實現？怎樣才能讓公眾走入美術館？

　　來自博物館密集程度最高的英國伯明翰Ikon美術館館長喬納森·沃特金斯說，美術館自身也需要參與教育和推廣的工作。在中國，美術館的形式是在近代才從西方引入，對于沒有美術館傳統的中國人來說，這一點顯得尤其重要。“藝術不是宗教，美術館也不是教堂，去美術館應該是件平常的事兒。”喬納森說。正在忙著給自己的美術館搬家的意大利莫蘭迪美術館館長伽弗蘭科·馬拉涅羅描述起他們的新美術館，有閱覽室，咖啡廳，甚至還有一個小花園，“很舒服的一個環境，人們會覺得去美術館是種享受。”他認為美術館姿態的開放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之一。

　　而近幾年商業畫廊的活躍也給中國城市的文化生活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像上海外灘三號的滬申畫廊，北京的798藝術區；同時，中國當代藝術不斷上升的潛力也使得一些國外畫廊開始進入中國，比如來自英國的中國當代畫廊，意大利的常青畫廊都在798落戶；甚至

　　也許我們不應該過于寬泛地討論博物館、美術館、畫廊等等對于一個城市的意義，對城中人來說，它們的存在潛移默化，記錄歷史并豐富生活。但一個深入人心的城市形象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世界和品牌策劃大師沃利·奧林斯說，一個城市若想擁有自己理想的形象，不是坐等，而是改造，決策者要有眼光和意識推進這一進程的發生，了解自己的長短，看清前進方向。無論如何，一個有故事的城市才能讓外來者充滿好奇心地進入，也才能讓城中的人融入自己的城市文化并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