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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吃肉，我們啃骨，人家吃米，我們吃糠”是對中國制造這一“汗水工業”最為形象的描述。“中國制造”與“外資創造”的現象，已經上升為國與國之間的較量。由“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戰略，但“中國創造”還需要“技術+創意”的兩條腿走路戰術。
汽車行業內有一種說法，在中國的合資汽車企業中，外資提供30%的資本，擁有50%的
股份，拿走70%的利潤，而中方企業只得到利潤的30%。有專家估計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原始設備制造商，指一個公司根據自己的規格設計和生產一個產品，然后將其出售給另一家公司來冠注商標和分銷）貼牌產品的利潤，外國人拿走了92%，中國人最多拿到8%。
產品利潤從制造向創造的轉移，讓中國企業在代工環節的獲益微乎其微。
這一現象把專家們的關注焦點轉移到了對英國經濟學家稱之為“中國的工業革命”的反思上——中國制造走過了20多年，形成了所謂的“工業革命”，但是并沒有產生統一的工業文明和工業文化。作為一個以制造業和勞動力密集型為主要方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國向創造型大國轉變并沒有實質的進展。
這是2005年7月8日，北京嘉里中心，“2005首屆中國創意產業國際論壇”上，《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所獲的感受。
該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聯合發起并組織，旨在為我國盡快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獻計獻策，與會者一致認為，“中國創造”除了需要“中國技術”，還需要“中國創意”。
走出“汗水工業”
如果是“中國制造”，就一定會被打敗。如果是“中國創造”，就一定不會敗。海爾集團董事長張瑞敏兩年前就放出話來。
那么，什么是“中國創造”？
“‘創造’是‘人無我有’，‘制造’是‘我有人也有’。”張瑞敏表示。作為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之首，海爾集團在2002年就已經成功將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打進日本市場，在日本本土和日本制造“短兵相接”，并提出“中國創造”才是取勝之道。
在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看來，所謂中國制造是地域概念，只要在中國領土之內制造出來的產品都是中國制造，無論它的品牌、設計、技術、利潤歸屬于誰；而中國創造是所有權概念，是指中國控股的資本，他們擁有了技術、品牌、利潤，無論它是在國內生產，或者是在國外生產。
“比如我們在越南辦了個越南力帆，占有70%的股份，就是越南制造，但由中國創造。”
作為全球最大的影碟播放設備制造基地，中國每出口一臺DVD需要交給外國人18美元專利費，除去成本，只能賺1美元。一臺標價79美元的MP3播放機，屬于中國企業的純利潤只有1.5美元。
產業上游，外資拿走了創意、設計和核心技術；下游，外資掌控著品牌。而“人家吃肉，我們啃骨，人家吃米，我們吃糠”是對中國制造這一“汗水工業”最為形象的描述。
但是，中國企業普遍被“市場容量大”的假象所蒙蔽，片面追求市場、渠道、價格等要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就陷入了一個困境：產權制度上的問題解決不了，不能保證企業的長久競爭能力；沒有核心競爭力，技術就難以轉化為財富。
技術＋創意＝中國創造
轟轟烈烈的“中國制造”的熱鬧表象背后，是中國企業利潤的大量流失。
對于企業來講，由以前所謂的OEM到了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r原始設計制造商，是指一家公司根據另一家公司的規格來設計和生產一個產品），成為一個獨立的產品提供商，這種轉變是目前中國企業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事實上，我國在1990年代后期已經注意到“中國創造”這個問題，我國提出來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注意到我們制造業的技術含量不高，全國建立了53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給予了足夠的關注。
“高新科技產業園區發展了，對發展創意產業卻一直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所以我們現在制造業的文化含量低，品牌、創意、設計水平低，已經成為制約制造業的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管理研究所研究員齊勇鋒說。
可見，技術的生產與創意的生產，是“中國創造”戰車的兩只輪子，但至少現在來說，國家對“中國創造”的支持，還只是一條腿走路，更側重于技術創新層面，而忽略創意生產的層面。
“必須把制造業升級跟發展創意文化產業緊密聯系起來。” 齊勇鋒說。
在今天的中國，一種普遍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資本運營者找不到投資的方向，越來越多的投資項目的資本擁有者最終發現經營困難，甚至一敗涂地，“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一種答案至今為止沒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視，就是創意的匱乏。簡單的講，在信息時代，市場格局發生變化，游戲規則發生了變化。在很多人的腦海里對“財富”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有形的資源、實物的資產和觸手可得的資本。
而微軟的總裁蓋茨卻講，好的創意才是價值之源。
“創意產業、創意經濟（CreativeIndustry、CreativeEconomy），是一種在全球化的消費社會的背景中發展起來的，它與技術生產力不同，推崇創新、個人創造力、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支持與推動。”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主任，創意產業專家金元浦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
更早在1986年，著名經濟學家羅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所以新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
“‘中國創造’除了需要‘中國技術’，還需要‘中國創意’。”金元浦表示。
創意也是一種產業
“中國制造”與“外資創造”的現象，已經上升為國與國之間的較量。
英國和中國香港相繼推出發展“創意產業”的綱領性政策，但在中國，創意產業更像是一個雜亂的地攤，大大小小的企業夾雜其間，缺少指導與支持。
“有的公司似乎并沒有生產什么實在的產品，廣告公司提供的僅是演示和報告，媒體提供的僅是轉瞬即逝的信息，設計公司為產品包裹外衣，娛樂公司為品牌傳播做出了貢獻……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和才華的經濟增值行為，需要提高到國家產業政策和戰略的高度。”金元浦說道。
“缺乏相關的概念框架，關于創意與創新對制造業和經濟帶來的增加值，數據也不是很完善，國家政府了解‘創造’的重要性，但很難就他們如何投資創意產業作出正確的決策。”
“有的時候，政府并沒有意識到創意產業作為整體的存在，因此不能夠正確作出政策和投資的決定，就無法切實的得到落實。有關的計劃也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效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由顧問波尼·阿斯科魯德所講述的問題，正是“中國創造”面臨的癥結。
“就整個社會而言，創意產業的從業人員并沒有被當作真正的企業家。許多創意企業家本質上都是非常有個性的，非常不合常規的，富有想象力。但是他們需要資金的投入，不管是設計、音樂、還是軟件開發，這種創意工作本身需要非常大的動力和良好的環境。”金元浦表示。
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被認為是“中國創造”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政府缺乏結構性的制度性的做法提升創意產業，也沒有采取跨部門跨學科的措施或者政策來促進他的發展。
對話
“中國創造”如何借力“創意經濟”
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唐韻
嘉賓：
金元浦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人文奧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創意產業專家
熊澄宇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國家信息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波尼·阿斯科魯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由顧問
安德魯斯尼爾
英國議會創意產業部主任
安東尼馮應謙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
“創意經濟”期待政策導向
主持人：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我們看到國家對高新技術的支持已經實施了很多年，相比之下，創意產業卻備受冷落，政府應該如何與創意經濟形成互動，服務于產業發展？
金元浦：我們對創意產業發展的理論基礎、政策制定、產業布局、人才戰略的研究還十分膚淺。
創意產業對“中國創造”的貢獻度，應由分析報告和數據統計為基礎，由領導人制定宏觀政策導向，從而逐一細化，形成具體項目，進行計劃資源配置。
此外，我國文化創意產業首先需要一個國家總體規劃，確定未來若干年發展的政策導向。在形成總體共識后，逐步細化。以“創意香港”為例，前特首董建華曾經多次表示，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必須走高增值路線，要提高增值力，就要重視“創意”。英國也是如此，布萊爾1997年當選英國首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創意產業特別工作組”，分析英國創意產業的現狀，并提出發展戰略。
波尼·阿斯科魯德：創意產業在中國并沒有被公認為一個產業，因此它也就無法獲得優惠貸款等待遇。由于缺乏相關的概念框架，以及關于文化和創意產業的數據非常的不完善，因此政府很難就如何投資創業產業作出正確的決策。這表明政府需要改變很多現狀。
熊澄宇：我們的創意產業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的，管理層次太多。以網絡游戲等數字內容產業為例，在第一級直接參與管理的是文化部，還有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署、國務院信息辦；第二線參與管理的有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以及勞動和工商稅務等部門。直接在數字內容領域參與管理的政府部門，大概有18個部級單位，這種管理難以協調、規范。
創意產業的培育：教育先行
主持人：中國創意產業發展時間不長，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人力資源差異巨大，現在就提出發展創意產業，是否合適？
波尼·阿斯科魯德：中國政府應當了解到，創意產業給國家提供了特殊的扶貧的機遇和經濟發展的機遇。現在所面臨的挑戰，也就是怎樣使得文化創意活動和文化產業融入到整個扶貧規劃當中去，融入到經濟發展的規劃當中去。
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全球創意經濟的環境下，中國的工商管理教育到底有沒有融入創意產業。中國的整體經濟狀況發展得非常迅速，但是，在工商管理教育當中，我們卻沒有看到對創意經濟有多少強調。MBA的培訓計劃一般是為了給學員培訓有關的工商管理的技能，但對人文科學和創造能力培育方面卻沒有涉及。現在國外商業教育遭受很多批評，在設計課程上過于拘泥于以往的案例，沒有很多創新的內容。如果我們MBA課程能夠進一步融入更多的創新內容，增值效應會大大提高。
熊澄宇：創意的大規模生產，與“中國創造”是不可分的。“中國創造”區別于傳統制造業和科技成果的市場化轉換，主要還在于它有創意經濟的特點。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把這個具有充分創造性和發展空間，又具有規模市場效益的產業，給一種比較清楚的國民經濟定位，從而為其發展出一個比較清晰的政策定位。
金元浦：我國創意產業發展過于民間化了，零散、缺乏有效組織，首要問題，是因為缺少對創意產業的理解、認識與認同，特別是各級決策層對此缺乏理解。創意產業的基礎是公民的創新能力和創意水平，是對公民知識做出普遍提升后，對公民創意能力的提升，其重要性不亞于第二次“希望工程”。我們知道人的創意能力不能買賣，創意是至高無上的，也是稀缺資源。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需要創新才能夠進一步實現發展。
創意知識產權：保護與價值實現
主持人：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老生常談，又不得不談的問題，創意經濟對知識產權保護要求很高，可是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會不會反過來妨礙發展？在創意化為經濟資源時，版權到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熊澄宇：知識產權問題應當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國家利用知識產權保護提供的機會，增強原創能力，推動個人創新，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現行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將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美國總是拿知識產權說事，但美國知識產權戰略對內和對外實際上實行雙重標準。對內保持一種相當清醒的態度，一方面提升本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不盲目提倡強化知識產權的保護，同時還要大力的削減過多的知識產權。對外主張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交替使用WTO規則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及國內法律的“301”、“337”條款，要求其他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從而達到維護美國利益的目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學習美國的做法。
安東尼馮應謙：“中國創造”，創意產業，都強調一種因素，就是創造。而創造需要知識產權的保護。2003年的時候，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綜合各國對版權產業的調查和研究，發表了一個名為“版權產業經濟貢獻”的調查指南，目的在于指導各國從版權的角度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查。這個報告目的就在于指導全世界，創新并獲得版權，就是一種生產要素和盈利資源。
在日本，一個音樂家把自己的版權進行抵押，在銀行貸款，用來購買設備。作為企業來說，英國有一個例子，有一個音樂家叫大衛，一個經紀公司用5500萬美元購買了他未來版稅的收入，把的作品和未來的收入進行證券化，發行證券。這樣一來，他們提出一種三贏的局面：音樂家盈利，經紀公司盈利，投資者也盈利，真正的把版權作為資產。
安德魯斯尼爾：我的朋友是一大型企業駐中國的CEO，他經常去上訴知識產權侵權，只有兩次敗訴，這顯示中國在知識產權的法律執行方面，對他的業務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他也談到了腐敗的現象是非常嚴重的，這影響到打擊侵權行為的力度。在新的法律框架和現有的權利網絡之間依然存在沖突。
資料：
“英國制造”、“香港制造”的創意轉型
英國英國也曾經是世界制造業大國，“英國制造”逐漸失去功效后，如何調整國內產業，獲取更高的附加值是英國面臨的重要任務。布萊爾1997年當選英國首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創意產業特別工作組”，分析英國創意產業的現狀，并提出發展戰略。
10年來英國整體經濟增長70%，而創意產業增長93%。創意產業是英國第二大產業（僅次于金融服務業），2002年，創意產業行業內約有122，000家公司在登記注冊，雇傭總人數為190萬，成為該國雇用就業人口的第一大產業。
2003年，英國首相戰略小組指出，政府對創意產業采取了稅收優惠等政策性扶持，積極有效的推動了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時也使創意產業成功推動了英國出口，有效地抵補了貨物貿易逆差。
香港2002年9月5日，半官方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公布的首份題為《香港的創意產業》的研究報告顯示：至2002年3月為止，香港創意產業聘用了超過9萬人，占香港總就業人口3.7%；創意產業在2000年的出口總值達100億港元，占香港服務出口總額3.1%。
2003年1月8日，董建華在第二屆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中，在“拓寬經濟領域”的標題下，正式提出發展創意產業——創意產業是知識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環節。香港市民的知識智慧、創新思維、創業精神和靈活求變的能力，是發展創意產業的良好基礎，相關政府部門將共同研究具體方案，營造有利環境，推動及協助創意行業的發展。
2004年5月，香港財政司長唐英年表示，加強對設計及創新發展的支持，政府計劃動用2.5億元成立基金，推出“設計智優計劃”，并成立“創意及設計中心”。（編輯：李旭波）
作者：中國經濟周刊唐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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