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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北京市城區的不斷擴大，在北京打的，很容易就是15公里以上。在此情況下，政府定的出租車單程運營15公里以上，要另行收取50%空駛費用的政策，是否已經不合時宜？最近，有乘客將北京某出租汽車有限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返還5元空駛費。據悉，空駛費標準是在1991年制定的，該標準已實行了14年。
14年，這個時間段對“日新月異”的北京意味著什么？北京的方方面面與14年前相比
有了巨大變化。
在14年前的北京，也許出租車在城區跑了15公里后，返程途中很難再拉到乘客；但14年后，這種現象就不多見了。那位乘客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決定打這場官司。官司結果如何，我們不做揣測，但有一個常識可以由此提醒：時移而事異，事異則法不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一勞永逸的辦法和態度，既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容易傷害到民眾的利益。
由于北京的城市發展已大不同于從前，空駛費起收標準理應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變。在這方面，已有不少城市調整了原來的標準。比如，廣州市空駛費起收里程從原來的15公里，延長至現在的35公里。其理由是：城市規模已經今非昔比，原來的政策土壤已不復存在，為廣大民眾的利益，延長空駛費起收里程勢在必然。隨后，南京市等地也調整了原來的標準，延長了空駛費起收里程。
而北京的標準之所以長達14年沒有改變，原因應該是，政府有關部門沒有很好地在出租車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搞好利益平衡。對出租車經營者而言，空駛費起收里程越短，越有利于增加利潤；對乘客而言，則正好相反。在二者相博弈時，政府有關部門就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民情民意為依歸、以法治精神為準繩，重新考慮調整相關政策。否則，公共政策就可能會變異為有損民眾利益的“不善法”。
公共政策的轉型和創新，根源于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變化，目的是公開、公平、公正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而制定和實行公共政策的過程，實質就是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的過程。作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政府要使公共政策取信于民、無損于民，就要使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置于社會客觀事實的基礎之上、公眾的參與和監督之下。
從這個意義上說，除了出租車空駛費起收里程問題，還有其他不少問題也同樣需要省思。新華社日前報道，醫學專家調查研究表明，新中國成立至今，兒童平均身高增長了近10厘米，而且還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1.10米的兒童身高免費線，卻50多年沒有改變。盡管少數地方對此做了些微調，但更多的只是局限于公共交通，尚未擴展到其他領域。而且，大部分地方仍然無動于衷。對此，媒體曾進行過廣泛討論，但是，問題還是遲遲沒有解決。
公共政策涉及的利益范圍大，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因而，在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必須嚴格建立在社會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做到利益各方的平衡。既不能違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也不能違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既不能一勞永逸，更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須與時俱進，與民情相呼應、與民意相溝通、與法治相和諧。惟其如此，才能贏得民眾信任、受到民眾支持，才能推動社會科學發展、持續進步。（編輯：石淼）
作者：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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