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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日本富士膠卷以及另外一家日本電器商都曾在自己的產品上打上“銷往中國大陸”這樣的標志。這種標志與中國制造的產品標上“出口”或“出口轉內銷”之類標志也許有著某種可比性。長期以來，出口及出口轉內銷商品曾被國內消費者視為高質量的代名詞。然而日本企業標上“銷往中國大陸”的標志，這種看似“同曲”的做法，卻似乎帶有“異工”的色彩。商務部的一位研究人員對此的看法是：“我們認為這種標志有可能意味著，制造商或員工可以在中國市場上降低標準。”
如果說一些跨國公司對待中國大陸市場的確存在著某種降低產品標準的“中國態度”，那么這種態度現在終于透過各種危機暴露出來了。
其實，不少跨國公司的“中國態度”并非自其跨入中國大陸之日起就具備了，這種態度的形成，有著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跨國公司在邁進中國市場的門檻之前，其名頭大都已十分響亮，這為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試圖通過招商引資增加GDP提供了一條捷徑。而地方政府對外來的新興商業力量，始終抱有極大的希望，認為跨國公司可以給中國市場帶來極其稀缺的市場資源，比如商業秩序、權益、公平競爭、創造力等等，或者至少讓這些市場元素能夠得到培養乃至壯大。跨國公司不僅僅是投資者，高質量產品的提供者，更代表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生活方式。
然而，事實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好。一些在中國大陸獲得了商業機會和諸多優惠待遇的跨國公司，慢慢感覺到了自己的優越性，開始投機取巧，甚至開始出現違法違規行為。比如，去年下半年，朗訊、花旗、高盛等在中國的子公司，相繼傳出了高級雇員為了得到業務，出現違規行為的消息，近期雀巢及麥當勞的問題還涉及到商業道德。不管是對中國消費者知情權的不尊重，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尊重，都是企業社會責任感缺失的表現。
就某些跨國企業的“中國態度”問題，有人提出質疑說，在不盡完善的中國市場環境中，我們是不是在拿著“標準放大”的放大鏡照人家？對這一問題，商務部的研究人員并不認可：“人們會因為小小的問題砸‘寶馬’‘奔馳’，卻相對容忍幾萬元的國產車壞在半道上，其中的原因很簡單，這里有一個心理預設問題。民眾對跨國公司的信任度很高，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是優秀企業，也因此心甘情愿地為優秀和知名企業付出高價。這種心理預期顯然和面對一家國內民營企業時心理準備截然不同。用高昂的價格購買低級錯誤，無論從感情上還是理智上都難以接受。”
而中國的消費者能夠接受高價商品，并形成不小的群體，說明中國的消費者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消費主義”傾向。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實用主義仍是其最根本的價值信仰。這就是說，在中國，實用主義和消費主義兩種生活方式并存。但是，跨國公司并沒有認識到這種現實，在經營策略上并沒有很好地將這兩種生活方式區分開來。
有專家認為，跨國公司不同程度的“中國態度”是由一種復雜而曖昧的市場態度決定的。一些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潛力充滿期望，卻又基于種種原因無法過多重視這個市場。在跨國公司進入中國10年左右的今天，世界500強企業大都在中國落地，可他們在華的投資額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高。據統計，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占其海外總投資的5%，而來自歐盟的最大投資國德國，在中國的投資不過是其海外投資的1%。很多跨國公司在“品牌”產品或服務輸入中國后，存在著管理上的懈怠。
某些跨國公司“中國態度”出現的危機，必然會使它們有所反思，在將中國市場提升為主流市場方面做出努力，在中國求得更好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消費者和中國市場對在悠長歷史中積淀下來的西方大品牌的天然敬重和信任，也會伴隨危機的出現走向式微。
作者：胡立彪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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