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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斯走了，古鐵雷斯和波特曼來了，短短兩天之內，美國分別負責政治和經濟事務的高官如此密集地訪問同一個國家，這種罕見的情況既表明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分量都在顯著上升，也充分顯示了美國對中國事務的重視。
是的，無論是對于當事國人民及其政府，還是對于整個世界；無論是出于經濟利益，還是為了增進安全；中美之間關系的“磨合”都非常重要。但這種磨合又注定是艱難的，有
時甚至不無痛苦。
在剛剛結束的中美商貿聯委會上，除了同意建立跨境知識產權侵權犯罪刑事執法合作機制、電影版權保護合作機制、證券監管機構對話機制、旅游合作工作組等共識之外，雙方并未取得多少實質性成果。特別是中國高度關注的紡織品問題，美國單方面設限的中國紡織品中有多個品種的限額已滿，我國這些產品對美出口即將停頓，數千家企業有關閉之虞。但在這次商貿聯委會上，美方雖然表示將慎重使用紡織品特別限制措施，我國企業可以期望明年、后年美國不至于像今年這樣肆無忌憚地濫用242條款，但雙方仍未就此進入實質性磋商。鑒于中國上半年貿易順差創造了396.5億美元的紀錄，預計全年將超過700億美元，其中對美貿易順差可達1000億美元，美方甚至預計今年對華貿易逆差更高達1900億美元，中美經貿關系還會產生新的波折。
歧見乃至爭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見、無知和單方面強加于人的作風，正是后者可能將我們引向無法挽回的沖突。從長遠而言，中美之間的相互了解是高度不平衡的，中國民間對美國的了解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對中國的無知是中美許多爭端的重要根源。我們欣慰地看到美國重量級參議員喬·利伯曼和拉馬爾·亞歷山大聯合提出了《2005美中文化接觸法案》，美國主動在教育、學術、商業等方面增進與中國的交流必定有助于降低摩擦風險的概率。我們也希望美國有關企業轉變觀念，對中美談判制定切合實際而不是一廂情愿的期望目標。尤其是在對長期經濟增長作用并無定論且監督難度大、存在跨國財富轉移效應的知識產權問題上，美國有關企業管理層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為什么20年來中國電影票價上漲400倍全國票房收入卻急劇萎縮到原來的1/3強？有必要考慮清楚，一部標準較低但能夠行之有效的法規與一部標準雖高但無法落實的法規，究竟哪一個更能增進和保護他們的利益？我們還希望美國行政、立法部門的決策者們能夠本著對其國家、人民負責的態度考慮和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不要把個人私利摻入公共決策。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事前我們已經預計到這次中美商貿聯委會難以取得實質性成果，但這種預計一旦成為現實，仍然在許多人心中掀起了波瀾。其實，這次沒有達成實質性協議，一方面表明美方要價高，且可能指望正在調查的另外6類紡織品結果出爐，以便對中方進一步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中方談判方針足夠強硬，寧可不達成協議，也不愿意作出可能帶來許多后患的讓步，這對于我國企業的利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對待中美經貿談判，我們最好以平常心待之，不必形成“中國一定要贏得與中歐《備忘錄》同樣的條件”的輿論氛圍，這樣只會增強美方的談判地位，對我方并無裨益。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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