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英琦：歸隱儒林十年注經典

　　他曾是《漢語大詞典》最年輕的編纂者之一；他是“文革”后我國第一部對海外發行的巨著《中國科技史探索》的編譯者；他曾參與編寫漢語界最權威的成語辭書《中國成語大辭典》；他著作等身，獲獎無數；他二十年前南下深圳，如今偏居一隅，醉心于傳統儒學的現代化詮釋——

　　◎李勝 陳美壽 文

　　一場暴雨過后的夏日上午，比約定提前十分鐘叩響了斯英琦先生的家門，先生開門時顯然沒有準備停當，第一句話就是“不好意思，我的時間像葛朗臺的錢袋一樣總是有點緊”，待我們落座，又匆匆回書房處理一番事宜。計劃分明、惜時如金，又不乏自我調侃的幽默感，這就是先生給我們留下的第一印象。

　　訪問開始之后，一談到經史子集，先生立刻神采飛揚，手舞足蹈，一番酣暢淋漓的談天說地、縱論古今，而我們則隨著先生的高談闊論，思接千載，神游萬里，幾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之勢。待回過神來，光陰飛逝已近下午2點，轆轆饑腸竟然毫不知覺，方才領會到“聽君一席話”原來不止“勝讀十年書”，還管一餐飽飯的奧妙奇趣！

　　四歲開始遍讀《四書》及經史

　　知道斯英琦，很多人都是因為見到過這個赫然列在辭典巨著《漢語大詞典》主要編纂人員名錄中的名字，但可能很少人了解斯英琦早年迥異常人的求學經歷和他的深厚家學淵源。

　　斯英琦，1945年出生于上海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斯繼唐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留學生，作為章太炎大弟子黃侃的門生，東渡后師從西村真次主攻人類學，母親張承慧則求學于東京帝國大學，專攻文學，師從有“日本的屠格涅夫”之稱的佐藤春夫，可謂家學深厚。斯英琦4歲開始，家中就設立私塾，從此他開始接受程序嚴謹、方法考究的傳統人文教育，以《論語》發蒙，后通讀《四書》，再后遍讀《史記》、《漢書》、《通鑒輯覽》、《文心雕龍》等文史經典。家塾傳統，自新文化運動后就日漸凋零，而在1949年仍在承繼國學教育傳統的家庭，少之又少。而正是這一段早年經歷為斯英琦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也使他成為上世紀4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中少有的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的學人。憶及當年經歷，斯英琦感佩至今，用他自己的話概括這段學習的影響就是，“由斯締結終身崇仰儒學之情；由斯而明悟知人論世之文史通識；由斯養氣、養筆，酸腐無可救矣”！

　　20歲的時候，時代把他帶到了安徽的黃山茶林場，這一呆就是13年。這一段“歲月不可謂不短，經歷不可謂不曲折”的時光中，斯英琦的印象是“收獲不可謂大”。伐柴薪、砍竹子、采茶葉、埋炸藥、采石方……一介布衣掄著18磅的大錘在荒山野壁揮汗如雨，遠離字字珠璣的圣賢之書，惟有驕陽黃土相伴。回首這段往事，斯英琦早已豁然，“雖然對身體傷害很大，但卻磨練了自己的意志，學會了堅強。”然而，即使在最艱難的歲月中，他依然用盡一切辦法藏下一些書，愛倫坡的英文版小說就曾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

　　33歲參與編寫《漢語大詞典》

　　陰霾總有盡散時，陽光總在風雨后。

　　對于斯英琦，生命的陽光出現在1978年。那一年，國家開始招考碩士。而更重要的是，招生條件中沒有對考生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作限制，斯英琦終于有機會通過這條路走出茫茫林場。

　　“當時知道碩士生招考的政策時，我就像在黑暗的峽谷中看到一線天光”，于是沒有上過一天大學又在林場蹉跎了13年青春的斯英琦毅然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碩士生，早年奠定的深厚國學基礎終于讓斯英琦在考場上有了用武之地。古文翻譯一科，他得了滿分，日語他考了97分，才驚四座。當時招考有規定，考生必須提交一篇論文，終日在林場與鐮刀鐵錘為伍的斯英琦連最起碼的書籍和資料都沒有，更不用談調查研究完成論文。萬般無奈之下，斯英琦想出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他拿起毛筆工工整整寫下楷書、隸書、篆書和甲骨文并列的四體千字文，以證明自己的學養。當時的主考中不乏有識之士，就憑借這4000個書體字，斯英琦順利過關，最后他被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專業錄取為碩士生。

　　回到上海準備求學之際，正逢百廢待興之初，《辭海》編輯所為編纂《漢語大詞典》招賢納才，主持編纂的都是老一輩的飽學之士，如王力、呂叔湘、江亮夫、陳原等先生。33歲的斯英琦躊躇滿志地參加了面試，幾番對答下來，老先生們就喜歡上了這個博聞廣識的年輕人——斯英琦早年所學甚廣，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涉獵，外語也很出眾，而《漢語大詞典》又是新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的詞典，涉及各個領域。于是，雙方一拍即合，斯英琦由此棄學就業，成為《漢語大詞典》編輯部中年輕的一位編纂者。

　　一生所滿意的四項成果

　　對于斯英琦而言，在上海編纂《漢語大詞典》的日子，無疑是一生受益無窮的的一段時光。在這個云集了當時國內學界泰斗的方寸編輯部中，每天與大師們的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令斯英琦在為人治學上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二次高峰。談到那段時光，斯英琦目光中充滿了神往，“那段日子對我來說教益太深太深，常常你幾個月幾年苦思不得其解的重大學術問題，老先生們一兩句話就能讓我茅塞頓開，幡然頓悟”。

　　在編篡《漢語大詞典》的同時，斯英琦又參與了“文革”后我國第一部對海外發行的學術巨著《中國科技史探索》的編譯，領銜的不乏當時的復旦大學校長朱東潤、上海交大校長李國豪等一代大儒及出版界元老吳鐵聲先生等。這是一部由多種外文編排的著作，斯英琦家學深厚的日語、英語都大彰其益。在這期間，他又邊學邊用，學習了葡萄牙語、朝鮮語。這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中國科技史探索》當時成為新中國向國際學界展示一國學術成就的窗口，受到各國學術大師的好評。至今，斯英琦仍然保存著一部由李約瑟親筆簽名的原版《中國科技史探索》。七年編輯生涯之后，1985年斯英琦又乘改革開放之風，來到深圳大口呼吸新鮮的自由空氣，一邊治學一邊教書，至今一晃已是20個春秋。

　　“面上看得見的成果，我自己評價，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只有四件事。”當我們請斯英琦簡略概括一下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時，斯英琦在書房中捧出了四部書。第一部是《漢語大詞典》，第二部是《中國科技史探索》，第三部是《中國成語大辭典》，第四部是1996年出版的儒學研究著作《古老常新的銅鏡——儒學理想與現實人生》。此外，斯英琦認為值得記憶的作品還有1980年個人名義出版的第一部譯作《從傳承到文學的飛躍——〈竹取物語〉與〈斑竹姑娘〉》、在深圳的文學批評文集《觀塘集1990－1996》以及任教后自己撰寫的第一部教材《寫作新論》。

　　最近十年：潛心重注儒家經典

　　來深圳后的前十年，斯英琦任教之余，一直從事文學批評，因文風犀利而聞名一時，也因此得罪文學界不少學人，一度被譏為一個“極端的”文學批評家。回首當年的這段歷史，斯英琦早已釋然于胸，他只是淡淡地說，“我只是尊重事實，尊重真理，不取寵獻媚于任何一個人，而往往一個講真話的人總難免被指為極端”。而最近十年來，斯英琦鮮有論著現世，也很少拋頭露面參加文學界的一些會議。很多人都在疑問，斯英琦在做什么？

　　事實上，這最近的十年中，斯英琦從未停下治學研究的腳步，而是獨守在書房中，潛心從事儒家經典的整理、注釋，研究傳統儒學的現代性問題，有時也將自己的研究所得在一些小規模的場合中宣講傳播。

　　“我這一生，儒學是我的根，也已融入我的生命，能靜靜做我的學問，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斯英琦說，多年以來，他還一直在進行傳統儒學的現代性問題研究，到今年3月，他的研究所得已化為200多萬字的四部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