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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肖洛霍夫誕辰一百周年
肖洛霍夫：獲獎之幸抄襲之冤
左琴科到處述說肖洛霍夫的抄襲行為，似乎這樣還不過癮，還不足以完全顛覆肖洛霍夫的文學形象，他甚至在自己的小說《紅輪》中，抓住肖洛霍夫的這條小辮子，大肆攻擊。
肖洛霍夫沒有怎么反擊，只是罵左琴科神經病
◎北塔
來得太晚的諾貝爾獎
肖洛霍夫是在花甲之年獲諾獎的，與其他獲諾獎的作家相比，他還算是比較年輕的。但由瑞典皇家學院院士安德斯·奧斯特林所執筆的“授獎詞”說，肖洛霍夫“直到今天才享受這一榮譽，實在太晚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原來早在1946年，蘇聯國內就曾有人推舉肖洛霍夫為諾獎候選人。1954年1月24日，老作家、蘇聯科學院院士謝爾蓋耶夫·倩斯基曾向蘇聯作家協會提議提名肖洛霍夫為諾獎候選人，而且這一提議得到了當時蘇共中央的首肯，諾獎委員會也認可了這一提名。
肖洛霍夫出生于1905年5月24日，“十月革命”時，他13歲，可以說他是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當時的蘇共中央在爭取諾獎的人選上，推舉了雖然桀驁不馴但仍屬人民內部的肖洛霍夫，不僅在國內給他各種各樣的名利榮譽和政治地位，而且有意安排他多跟前諾獎得主海明威等西方陣營的文豪接觸，甚至在1957年安排他以個人名義專門去北歐諸國訪問，尤其在斯德哥爾摩，不僅與瑞典文化界認識廣泛交流，而且還跟另一位同樣來自美國的前諾獎得主斯坦貝克會面。這不啻是為他爭取諾獎所做的一次規模浩大的公關活動。活動結束之后，肖洛霍夫回到莫斯科，蘇聯上下都以為1958年的諾獎非他莫屬了。
據說，支持肖洛霍夫1958年獲獎的人很多，甚至連當時主持瑞典皇家學院的魏爾格里姆親王都投了他的票。但是半路殺出了個程咬金。在西方文學界，呼聲更高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后者剛剛寫出的小說《日瓦戈醫生》。蘇共中央以為肖洛霍夫和帕斯杰爾納克會分享該年的諾獎；為此，最高當局還通知肖洛霍夫，說如果真是那樣，那么，“肖洛霍夫同志應拒絕領獎……”在這樣濃厚的冷戰氣氛下，諾獎委員會甚至沒有給肖洛霍夫拒絕的機會，只把獎頒給了帕氏一人。實際上，如果只頒給肖洛霍夫一個人，當局是不會授意他拒絕的，蘇聯領導人一直覺得，蘇聯作家協會系統內部一直沒有作家獲取諾獎這一世界最高的文學獎項，是不符合蘇聯作為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的，可以說，蘇聯作家協會對諾獎渴望已久。
1965年，肖洛霍夫獲獎的消息一傳來，蘇共中央與蘇聯文化部就聯名給他發了一份賀電，說：“由衷地祝賀您榮獲諾貝爾獎。我們將這一殊榮視為您的杰出才能、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無可爭辯的成就所獲得的世界聲譽的一個證據。”
不識抬舉的“農民作家”
肖洛霍夫不拒絕當局的各種名義上的好意安排，如最高蘇維埃代表、作家協會理事等；但他始終與中心保持著距離。也許正是這一距離，肖洛霍夫在獲獎前后都受到了來自體制內部的排斥、猜疑甚至謾罵。斯大林在1929年7月9日《致費里克斯·康同志》的信里說：“《靜靜的頓河》寫了一些極為錯誤的東西。”對文學頗有見地、平時也喜歡舞文弄墨的斯大林也許早就預感到，《靜靜的頓河》將是不朽之作。他的另一個不滿是小說里很少寫到他這位統帥，只是把他作為歷史的紐帶和點綴而已。肖洛霍夫本是人民本位主義者，在《靜靜的頓河》里，他強調是人民創造并推動了歷史。有一回，斯大林跟他說，要他同時注意那些英雄人物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斯大林的這種暗示或者說壓力下，肖洛霍夫在后一部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給了斯大林相當多的篇幅，但也只是出場次數上的增加而已。那部小說寫的是完全由斯大林主導實施的集體農莊運動，但肖洛霍夫只讓斯大林承擔了象征性的名分地位，如把某一農莊命名為斯大林農莊。《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一書的作者奧西波夫說：“在提到斯大林的地方肖洛霍夫惜墨如金——總共不到9－10頁。作家并不崇拜作為護主的領袖；而是讓他僅限于擔負‘事務性的功能’。”這顯現了肖洛霍夫作為一個作家的獨立品格。在蘇聯那樣的文化高壓體制中，這種品格是難能可貴的。不過，斯大林對肖洛霍夫這個曾經頂撞過自己的一介文人，還算是寬宏大量（如給他很高的政治待遇）；肖洛霍夫不是忘恩之人，也不是偏激之人。他在其他不太重要的場合、自己不太看重的作品中，還是正面頌揚過斯大林。如1953年3月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悼念斯大林的文章《別了，父親！》。而在一年前的1月1日，同樣在《真理報》上，他發表的是新年賀詞中，只有對祖國才有這樣的親切稱呼《祖國——親愛的母親》。
有人還試圖取消肖洛霍夫在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合法性，說他只是一個“農民作家”，作品中所展現的只是農民意識。如果與簡單而質樸的農民作家這一頭銜相對的是官僚作家或廟堂作家，那么他倒是寧愿領受這一帶有侮辱性的稱號。肖洛霍夫生于頓河軍屯州維辛斯卡亞鎮附近的克魯齊林諾村，他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維辛斯卡亞鎮上，所謂的農村地區。在當代中國，只有趙樹理和柳青等極少數重要作家甘愿以卑微與大地和底層保持親密接觸。肖洛霍夫以農民的質樸、本分和耿直，屢次拒絕來自最高統治者的恩寵。1959年8月30日，赫魯曉夫曾枉駕去維辛斯卡亞鎮拜訪肖洛霍夫，專程邀請這位他所說的“偉大時代的編年史家”隨同訪問美國。9月15日，赫魯曉夫果然帶著肖洛霍夫前往美國。但肖洛霍夫駁過赫魯曉夫的面子。有一回，赫魯曉夫的夫人給肖洛霍夫打電話，邀請他去他們的家的別墅做客。但肖洛霍夫引用了一句俗話：“服務心甘情愿，服役令人心煩。”就這樣，不太委婉地拒絕了。勃列日涅夫當權后，曾想效仿赫魯曉夫禮賢下士，親自在電話里說，要來拜訪肖洛霍夫。肖洛霍夫以一種幾乎是黑色幽默的口吻回絕了：“您到我們這兒來是好事，可要是今年莊稼欠收了怎么辦？看樣子今年收成不會好。”
肖洛霍夫所接受的來自上層的安排，只是各種虛銜，幾乎沒有任何實職。在法捷耶夫自殺之后，蘇共中央曾有意讓他主持作協；但他以已經買好了回家的火車票為由，機智地逃脫了。他不想步法捷耶夫的后塵，成為一個當了文學領導之后，就既寫不出作品又不得自由的廢物。他對法捷耶夫的奴顏婢膝、爭權奪利的做法是厭惡的，曾經與之公開發生沖突；同時，對法捷耶夫最后的殘局又是憐憫的。
少年得志，惹來嫉恨
1928年，《靜靜的頓河》發表后，肖洛霍夫就一舉成名，榮譽地位一下子就全沖他來了。當時，他只有28歲，之前只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從未引起過轟動。后來，他也加入官方高層機構，甚至成為名義上的領導人物。這招致了來自各種不同陣營的紅眼和白眼。關于肖洛霍夫的一個致命謠言是說《靜靜的頓河》不是他寫的，理由是他當時太年輕（開始寫這部小說時，只有21歲），不可能有小說中寫到的那么寬泛而深厚的經驗、閱歷，還說他連小學都沒畢業，不可能有小說中寫到的歷史和博物方面的知識。庸人們不承認自己是庸人，還不承認別人是天才；這倒也是常理。肖洛霍夫沒理睬這些人的惡作劇。作為頓河流域的人，他對流言蜚語是太熟悉不過的了。在《靜靜的頓河》中，他對長舌婦及其蜚短流長，有過多次惟妙惟肖的描寫。
讓肖洛霍夫他受不了的，是左琴科對他的肆意誹謗。他與左琴科本來是朋友，而且還曾有恩于或者說提攜過這位頓河老鄉（肖洛霍夫出道早，成名早，按照江湖規矩，他還是左琴科的前輩呢），如幫助后者發表作品，在公開不公開的場合給予肯定的評價。如果說法捷耶夫是純粹的官方作家，那么，肖洛霍夫是與有點偏離的官方作家；如果說，帕斯捷爾納克是不徹底的“持不同政見者”，那么，左琴科是徹底的“持不同政見者”。左琴科激進到有點偏激，他認為肖洛霍夫與法捷耶夫是沆瀣一氣、一路貨色。他不顧朋友的面子，把自己對時局的不滿情緒傾泄到了肖洛霍夫身上。他曾經暗暗地與肖洛霍夫爭奪諾獎；1965年，競爭失敗后，他就對肖洛霍夫因嫉而恨。當然，肖洛霍夫出于他的局限性立場確實壓制過左琴科，如曾揚言要將左琴科開除出作家協會；這使左琴科一直懷恨在心。
1974年，左琴科贏得諾獎，在揚眉吐氣之余，報復之心突漲。他被驅逐出境后，在巴黎拋出了一本叫《〈靜靜的頓河〉的馬鐙》的書。他說，這書不是他自己寫的，而是蘇聯國內某位研究肖洛霍夫的專業人士。他之所以從國內把書偷帶出來，是因為由于肖洛霍夫的霸道地位，這書在國內根本出版不了。據說，這書的作者是著名學者托馬舍夫斯基的遺孀。書中就有這樣污蔑性的詞句：“一個二十三歲初出茅廬的新手利用遠遠超出他生活經驗和教育水平（小學四年級）的材料，寫出作品”，還說“這是世界文學史前所未有的。”作者因此推論肖洛霍夫肯定是剽竊，還把剽竊的對象抬了出來，說那是頓河地區的另一名叫費多爾·克留科夫的作家，那人在肖洛霍夫之前，寫過一部小說，也叫《靜靜的頓河》，只不過只寫了一部分。左琴科到處帶著這本書散發，還接受記者采訪，數說肖洛霍夫的抄襲行為，似乎這樣還不過癮，還不足以完全顛覆肖洛霍夫的文學形象，他甚至在自己的小說《紅輪》中，抓住肖洛霍夫的這條小辮子，大肆攻擊。肖洛霍夫沒有怎么反擊，只是罵左琴科神經病。倒是有學者對比分析了費多爾·克留科夫和肖洛霍夫的兩部同名作品的風格特征，得出的結論是：“克留科夫的風格與肖洛霍夫的風格有較大差異，而肖洛霍夫的風格與《靜靜的頓河》的風格十分接近，克留科夫不可能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
1999年，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手稿面世，證明這個推導出來的結論無可辯駁，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作者:◎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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