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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否決”是一種問責方式。在很多時候，它成了一句口頭禪。在一些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上，如“計劃生育”、“生態環境”、“社會治安”、“廉政建設”、“城市綜合治理”方面，都有一票否決的說法。意思很簡單，這些方面如果達不到規定的要求，就請主要責任人“下課”。
如果承認“一票否決”是有效的，就得承認它的潛臺詞：對于一個負責官員，別的什
么制約都是有限的，只有“一票否決”才是管用的。說得白一點，別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職位”才是真的；只有到了要動某人“位子”的時候，這件事才可能成為一件需要認真對待的事情。
僅僅承認潛臺詞還不夠，“一票否決”要起作用還必須依附一個假設：假設這些責任官員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職位，否則，“一票否決”也不好使。
如果這樣，問題來了。不管采用什么問責方式，作為負責官員，首要的問題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倒過來，讓一票否決成為負責官員必須做好工作的理由。
“一票否決”的初衷也許是好的，讓它成為一把懸在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激發他們工作的責任心。但是，它的實際效果可能在直接和間接地強化“職位等于權力，權力等于績效”的意識。這是做法暗合了某種傳統的社會心理：把社會問題的解決，寄托在某個好官的身上。而一個好官最重要的是要有權，最好是手持尚方寶劍的皇帝欽差。
對于不稱職的官員，“就地免職”、“當場撤職”這些富于戲劇性的做法，常常成為泄導民間不滿心理的有效方式，這當然也是古往今來，渴望好官的中國老百姓所樂意看到的。
當代社會的“一票否決”的方式等于把社會公共領域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轉化為一個負責官員的“保職”之戰。它等于默認一個官員把“保全職位”放在第一位，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既然職位的存在與否，成為衡量他政績的標準，那所謂的好官的標準，就是能把自己的“位子”坐得更長，更牢（如果不是升遷的話）。
如果職位的長久成為政績標準，那么對一個負責官員來說，他將面臨著一個博弈，在公共行政和保全職位之間進行博弈，當他需要解決的問題多了，多到顧此失彼的時候，在所有可能的選擇中，他只能將保全職位作為第一選擇。站在“一票否決”的邏輯上看，這是對的，這是他最佳的選擇。
在實際操作中，“一票否決”給負責官員可能帶來的影響是，他會特別在意有關那“一票”的數字和指標，如果當這些數字和指標可能危及到職位，而自己暫時無能為力的時候，比較有效的辦法，是以人工方式對這些數字和指標進行加工和改寫。事實上，所謂“一票否決”常常只能淪為一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恫嚇方式。
本來，我們一直希望負責官員淡化“官本位”的意識，把為公眾服務放在首位；而在問責措施上，“一票否決”沿用的又是傳統的“官本位“思路，對于官員來說，這是一種兩難處境。
對老百姓而言，因為這種方式的隨意性，“一票“就否決掉他們所信任的官員；或者“多票”也沒能將他們不信任的官員否決掉；他們的失望可能連同公民責任和社會參與意識也一起被放棄了。
作者:◎孫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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