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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重新步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長模式，它帶來的不久后的資源約束，很可能使我們的經濟增長出現較長時間的衰退。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有待商榷。
一些經濟學家往往簡單地將中國現階段GDP的鋼材、能源等消耗，與世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現階段的GDP的鋼材、能源消耗相比較，認為中國增長方式粗放，資源浪費大。這是錯
誤的。因為發達國家國民消費的內容與中國目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消費內容是大不一樣的。前者更多的是旅游度假、文化娛樂、學習教育等內容，住宅和汽車等消費屬于更新性質，交通和城市也都基本建成，城市化過程完成；而后者則是要急于增加和改善住宅消費，要大量地增加耐用消費和汽車的消費，尤其中國步入持續城市化的階段，交通和城市建設方興未艾。
因而，發達國家現階段GDP消耗的鋼材、水泥、能源等，當然要比中國GDP所消耗的低得多。如果想要將GDP的鋼材、水泥、能源等消耗降低到目前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的水平，那我們的發展只能停留在溫飽階段，不再提倡小康社會，不再讓農民進入城市，不再推進城市化才有可能實現。這顯然與我們的發展目標是不相符合的。
當然，雖然我們要全面建設和最終要實現小康社會，要改善我們的住宅消費，要大量地消費耐用消費品，轎車還要普及到百姓家庭，城市化毫無疑問要堅決推進，但如果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生產方式等不進行調整，13億多人口僅按照低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對資源的消耗，就將是驚人的。
收入水平提高決定的消費階段，消費結構變化決定的產業升級變化，產業升級決定的發展階段，是我們不可能改變的。階段不可能逾越，而方式可以調整。這是我們節約資源正確的戰略思路。增長方式決定于發展方式，發展方式決定于產業模式，而產業結構和模式則決定于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可以選擇的。比如，人們集中的交通出行方式，集中供熱供能，節能型汽車，節能型住宅和其他建筑物，節地型的居住方式，等等，都可以大量地節約能源、水、土地和其他資源。問題在于怎樣調節。
要改變過去的增長方式，就是要由政府來主導調整產業結構、壓縮投資規模、控制重復建設的思路，改變為市場和社會調節為主、政府利用經濟辦法輔助調節的思路。首先，要用價格機制來調節資源的分配和消耗。水、能源、土地、礦產等這些我國稀缺的資源，其價格水平要反映稀缺和供求關系。資源性產品價格過低，需求量當然要大，只有資源的價格較高，某種消費的成本較高時，人們才會主動節約資源，才會出現節約資源的替代性的技術。
其次，政府要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利用稅收杠桿，調節資源的利用和消耗。對家庭轎車消費、每家的住宅面積和套數、超標準用水和能源等，都可以征收不同水平的房產稅、資源消費稅，而且還可以是累進的。對于集中交通方式、循環利用水資源、其他資源循環利用、重大的資源替代性技術和生產、節地式的住宅和其他建設，在技術開發、生產供給、銷售消費等方面給予稅收優惠。
再次，一個現代國家，要更多地利用社會和行業標準來引導和規范生產和生活方式，從而建立一個節約資源型的社會。節約資源型社會一定要建立在生產、行政和生活資源消耗標準化基礎之上，需要有完整和行之有效的資源消耗標準制定和頒布、標準實施、標準執行監督、違反標準的稅收懲罰體系和制度。
總之，國民消費正向住宅條件改善、耐用品消費擴大、汽車進入家庭等這樣的結構轉變，二元結構轉型使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交通和城市建設勃興，加上勞動力價格有比較優勢，人口眾多市場容量較大，就業壓力需要大量的創業和中小企業誕生等，才是推動中國未來二十年經濟持續高速成長的真正動因和力量。
周天勇（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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