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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了幾年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最近又由于美國參議院通過的以增加關稅27.5%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修正案，及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中國應盡快讓人民幣自由浮動，目前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不利中國經濟的言論，炒得沸沸揚揚了。面對這種炒作，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的匯率改革暫時沒有時間表，即使匯率幅度會改變，最多也就幾個百分點，不可能達到10％（4月25日《新京報》）。我想，央行這種表態是合理的，也是較符合國情的。
首先，假定人民幣匯率可以重估，那么人民幣匯率應該在哪一個層次上來變化呢？是人民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還是人民幣匯率水平？就人民幣匯率制度來說，目前海外不少國家與人士的一致意見是，主張中國應該采取更為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因為，一種靈活的匯率制度對于整個中國經濟來說是有好處的，它能夠增加中國貨幣機制的靈活性。對于這樣的討論，如果在2003年以前，我也是十分贊同的。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目前不少人在炒作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我感覺這樣做對整個國家經濟可能帶來不少風險。
因為，盡管采取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即人民幣實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它是中國走向市場化及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但是，相應條件的不成熟，貿然采取這種靈活的匯率制度可能會適得其反。更何況，就目前的國際匯率制度理論與經驗來看，從來就沒有一種匯率制度理論及經驗能夠證明，有彈性的匯率制度一定好于固定的匯率制度。如果在理論上與經驗上都無法證實哪一個匯率制度是最好的匯率制度，那么在市場條件不成熟、市場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情況下，改變現行的匯率制度必然會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
還有，正如魏本華所說的匯率制度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任何匯率制度的確立都有賴于一系列的生存環境與條件，離開了相應的生存環境與條件，他國或他人能夠成功的東西，簡單地移植到另一個國家可能就是不合適。中國采取哪一種人民幣匯率制度，對于政府來說，應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來制定相關的政策。
還有，既然人民幣匯率制度不是容易確定的事情，那么人民幣匯率水平在哪里更是不確定的。而且人民幣匯率水平，既有與美元的價格，也有與歐元及日元等多國貨幣的價格，在國際金融市場各國的貨幣變動不居的情況下，要重新來確立一個新人民幣匯率水平肯定是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美國參議院列舉數據說，人民幣被低估了15%-40%，因此，如果人民幣匯率不變化，就得以增加同樣比例的關稅來威脅。其實，從我的計算來看，人民幣名義匯率與人民幣實質匯率僅相差不到5%.特別是從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來看，美國參議院所列舉的數據更是沒有多少道理。而且這些數據或許僅是看到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系，沒有把中國的貿易關系擺在世界整個貿易體系中來思考，因此，得出的結論可能不科學。
還有，海外的政界與業界都要看到，中國政府不僅會從政治上來考慮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關系，也會從國家利益、國家經濟及周邊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考慮人民幣匯率問題。如果說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國家利益與周邊國家大有裨益，根本不需要國際上種種壓力，中國政府可能早已聞風而動了。在國際上種種嚷著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聲音下，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巋然不動，肯定在于考慮到這種變化對國家利益及世界經濟的影響。如果對中國及其他國家不利，其他國家又有什么理由來要求中國政府做出改變呢？
因此，就目前中國的經濟條件與國際市場環境來看，對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短期內中國政府一定會靜觀其變，在保證國家利益的條件下做出選擇。中國政府并不會由于美國國會出面，不會由于格林斯潘的言論而改變自己的原則與既定政策。
這就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易憲容（中國社科院金融發展室主任）（編輯：石淼）
作者：新京報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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