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看作是一種宿命，那是自我安慰。回顧歷史，惡沒惡報、善沒善報的事情多了。所以，與其比較消極地等老天爺來操作這件事情，不如讓我們自己來做，例如，善要善報。
為什么特別要強調善報呢？照我看來，善報比惡報更加積極，更有意義；而從人的天性來看，一個人牢記仇恨、報仇雪恨的驅動力要比“投桃報李”、“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的驅動力強烈得多。
從善報、惡報總的社會效益來分析，善和善報為社會得到兩分；惡和惡報總分為零。所以，善報帶來的正效應比惡報強。在刑法上，有些犯罪行為超過了所謂“追訴期”，就不再追究了，也許就有這些方面的考慮。
善報應該不存在時效的問題。前不久才知道，深圳的“拓荒�！敝辉壬洬@得過一個重要的榮譽：“全世界三位對美國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這是一個遲來的善報。1987年9月袁庚應邀到美國參加美國憲法起草200周年的紀念典禮，典禮中，臺上突然宣布袁庚獲此殊榮，這是對袁庚在抗日戰爭其間，擔任東江縱隊的聯絡處長，向美國提供日軍情報所作貢獻的回報。這事過了三十多年了，不提也沒人計較，但是窮追不舍地善報一下，讓人感覺比較好。
2004年，以色列“茲瓦特迪克”基金會向已故中國外交官何鳳山頒發人道主義獎，表彰他在1938~1940年擔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期間，冒著生命危險向奧地利的猶太人簽發了數千份“生命簽證”，使得他們在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中幸免于難。這又是一個善報不怕晚到的例子。
有一次在倫敦，看到二戰紀念活動的游行，那些老兵，有的手拄拐杖，有的坐在輪椅上，但是他們都穿著軍禮服，自豪地挺起掛滿勛章的胸脯，其場面的莊嚴肅穆摧人淚下。一個社會只有像這樣，不斷通過儀式，強化關于善舉的記憶，這種善舉才會成為一種傳統。
問過一位久居巴黎的朋友，什么人有資格在街上開咖啡館？回答說，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如傷殘軍人、烈士家屬等。我以為這也是實實在在的善報，它不僅是一種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的方式，還對那些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的人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和安慰。
善報那些做了好事的人，力度再大些也無妨，這是一種良性循環。如果一個人做了好事，沒有得到社會的關注和回報，那么，等于是在間接地加大惡報的成本和難度。所以，當我們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成本在打擊犯罪、懲罰惡行的時候，同時也應該提高善報的成本，讓做了好事的人，得到全社會的羨慕。
前幾天看到一條消息，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價值720萬美元的最后一批對華援糧運抵深圳。從1979年開始，國內有214個市縣和3000萬人直接受益�，F在中國已經不再得到援助了，但是，對國際社會的善舉，我們不應忘記。而且，對于中國在國際上得到的類似善舉，應該廣泛宣傳，讓普通民眾都知道，我們將來有條件了，應該努力回報國際社會。
不管怎么說，善報都比惡報要積極。歷史永遠是要向前看的，如果長久地糾纏于歷史舊帳，冤冤相報，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這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作者:孫振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