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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中午12時15分，山西朔州市平魯區細水煤礦發生爆炸事故，并波及相鄰正常生產的康家窯煤礦，當時共造成69名礦工被困井下。截至20日19時，救護隊員又從井下發現一名遇難礦工，朔州礦難遇難人數已上升至60人，還有9人下落不明。“責任追究要有切膚之痛”———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針對山西朔州細水煤礦“3·19”惡性生產事故提出的這一要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發生在煤礦的重特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可謂此伏彼起。富饒的礦山似乎已經成了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成為吞噬一條條鮮活生命的“墳墓”。“責任重于泰山”———這是每次驚聞礦山發生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時，我耳邊都會響起的振聾發聵的一句話，也是中央領導在提及安全生產工作時一再重申和反復強調的一條原則。
責任重于泰山，意味著任何公共活動、企業開發經營活動都絕對不能以犧牲“安全生產”這一用無數遇難者生命換取的責任為代價。
盡管如此，與任何一個遇難者鮮活的生命相比，與被無數生命染紅了的“安全生產”這個鐵的戒律相比，任何經濟效益都永遠是次要的，任何以GDP為借口的辯駁都是蒼白的。
責任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制度化的剛性的法律問題。認真對待責任，就是認真對待法律，“責任重于泰山”這一理念彰顯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責任重于泰山，意味著責任既應當“各就各位”，又要互相銜接形成環環相扣的鏈條式的風險責任鏈。這種鏈條式的責任體系涵蓋了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等法律范疇。一旦發生責任事故，就應及時追究地方政府的責任、企業管理者的責任、企業承包者的責任，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撤銷、開除或罷免有關領導的官職，追究有關涉嫌嚴重瀆職犯罪人員的刑事責任，履行賠付有關傷亡礦工的醫療、生活、撫恤、喪葬等費用。換言之，各種責任一個也不能遺漏，各類責任人員一個也不能放過。當然，責任還表現為道義上的倫理責任，那些不顧礦工死活的小煤窯包工頭，那些對安全生產監管消極不作為的政府官員，理應受到良心和道義上的譴責。
遺憾的是，傷亡礦工的工傷賠償補償費用往往遲遲難以兌現，這種敷衍塞責的現象也從側面暴露了對礦工這一弱勢群體權益乃至生命的漠視。責任，其實不只是公法意義上的行政和刑事責任，同時也可能體現為私法意義上的民事賠償補償責任。對于傷亡人員的相關賠償補償費用問題，原則上應當依據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等私法予以解決。
有必要強調的是，地方政府、責任企業、企業承包者既是利益共同體，同時也是風險共同體，更是責任共同體。一旦發生安全生產事故，都要各負其責，決不能敷衍塞責。
筆者希望我們的有關政府官員、我們的企業管理者和經營者能夠真正善待自己擔當的安全生產職責，對被雕刻在《安全生產法》中的“安全生產”這一責任始終存有敬畏之心。
責任重于泰山，責任就是高懸于人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言以蔽之，生命重于泰山，責任重于泰山。但愿責任的祭壇可以告慰無數事故遇難者的在天之靈。
劉武俊，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員，《中國司法》雜志副總編。（編輯：李旭波）
作者：江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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