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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日起，新的《甘肅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正式實施，將醫患糾紛納入了消協調解范圍之內。在經過8個月的運行后，甘肅省消費者協會還是無法很好地介入到醫患糾紛之中。醫院為何對“消法”說“不”？我們又該怎樣來實現患者的維權？
解決醫患糾紛 新《條例》遇紅燈
2004年3月18日，蘭州市民郝女士因胎死腹中，到蘭州某國有大型醫院做人流手術。根據上次人工流產的經驗，郝女士要求用“米索”流產，該院大夫則極力推薦新特藥“伊凡諾爾”，不想造成胎盤和子宮粘連，結果導致2個月零9天時間里郝女士5度清宮，給郝女士身心造成了極大創傷。在交涉未果后，郝女士將該醫院投訴到了甘肅省消費者協會，消費者協會隨即按新的《甘肅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進行調解，但直到現在也沒能解決。
2003年8月8日，蘭州市民鄒蘭女士到蘭州某國有大型醫院看護住院的母親，到醫院開水房打開水時，由于水龍頭開關不靈活，導致放水時開水猛烈噴出，鄒女士臉上和胸前被燙傷，在經過治療后，胸部留下了大塊色素沉著。在向醫院索賠未果后，鄒女士向甘肅省消費者協會投訴。甘肅省消費者協會先是按以前的法規調解，2004年7月新《條例》實施后，又按新《條例》調解，但至今沒有調解成功。
2002年，蘭州市七里河區人民醫院將肝病科承包給了廣西北流市紅十字會醫院，該醫院的代表曾昭偉從此以七里河人民醫院的名義銷售違法生產的特肝清假藥，在騙取了數千患者的幾千萬資金后，曾昭偉神秘失蹤。在有關部門調查證實曾昭偉銷售的乃是假藥后，七里河人民醫院答應給患者退款，但遲遲不付諸行動，韓某等人遂向甘肅省消費者協會投訴，甘肅省用完舊法規再用新《條例》，在4年之后，事情仍沒有得到解決。
即使偶爾調解成功一起醫患糾紛，那也是耗時耗力。康某3歲的女兒到甘肅省臨洮縣城關醫院輸液，半個小時后，小女孩出現發冷、高燒、抽搐等嚴重不良反應，主治醫生只采取了用水袋物理降溫，而沒有停止輸液，也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搶救措施，導致康某的女兒高燒42攝氏度，昏迷7天之久，一個原本活潑可愛的小姑娘成了腦癱兒。甘肅省消費者協會受理康某的投訴后，一直過了4年，才使得康某得到了3萬元的經濟補償。
甘肅省消費者協會提供的數據表明：自2002年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公布后，甘肅省消費者協會來自醫療方面的投訴就逐年增多，主要是醫療價格方面的糾紛。
2004年，甘肅省消費者協會共接到58起醫療糾紛投訴。其中，涉及醫療服務質量的為40起，醫療安全的2起，醫療價格的8起，計量的1起，虛假廣告的1起，人格尊嚴的2起。而這些醫療糾紛，消協很少調解成功，大多數都被醫院找各種理由推脫掉，有的甚至稱病人不是消費者，醫院也不是經營者，醫患糾紛不在消法的調解范圍之內，將消協攔在調解的大門之外。
醫院何以對“消法”說不
面對“消法”的調解，病人當然是求之不得，但醫院卻幾乎一致采取了不合作態度，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什么在阻止消協介入醫療糾紛中為廣大患者維權呢？通過調查，記者發現，主要有如下三大原因：
一是醫院和外界出現了感覺錯位。在病人的印象里，醫院藥賣得貴、錢收得多，謀取的是暴利；而國有醫院卻在念一本難念的經。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無論就名氣還是實力，在甘肅省都屈指可數，但就這么一家“三級甲等醫院”，也是一肚子苦水。該醫院院長嚴祥告訴記者，他們醫院一共有職工1100多人，離退休人員400多人，招聘護士400多人，這些人的工資加一些日常基本支出一年需要4800萬，而國家1年的補貼才1400多萬，剩下的錢都要自己掙出來。
由于硬件設施的老化，蘭大一院已經貸款1．3個億進行基本建設，一年光利息要500萬。“遇到非典這樣的事情我們要墊錢救治；重大的基建項目和重要設備的購進都自己掙，還養著一群離退休人員，我們是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
在這種現狀下，遇到醫療糾紛，病人總以為自己掏了大筆的錢卻沒有起到該起的作用，白讓醫院謀取了暴利，在維權時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國有醫院覺得自己盡了力卻得不到承認，做了公眾服務卻被說成了謀取暴利，也是異常委屈，雙方很難平心靜氣地合作解決糾紛。
甘肅省消費者協會秘書長劉興斌告訴記者，他們介入國有醫院的醫患糾紛調解時，醫院說得最多的就是他們從事的是“非贏利性公益事業”，不是經營者，病人也不是消費者，因此不應該在“消法”的調解范圍之內，讓消協非常被動。與此同時，消協在介入沒有“非贏利性公益事業”這塊招牌的民營醫院時則容易得多，往往能妥善解決。
二是法律法規還不夠詳盡。劉興斌告訴記者，2002年國務院公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雖然對醫療事故的處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現在醫患之間更多的是一些醫療糾紛，《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也就失去了參照的意義，而目前還沒有一部針對醫療糾紛的全國性法律法規。
浙江、甘肅等省雖然制定了地方法規，認定了看病是一種醫療消費行為，將醫療糾紛納入了“消法”的調解范圍之內，但由于沒有專門的國家法律法規作參照，規定的內容就顯得非常單薄，大多是“醫務人員不得做什么”的規定，而在“做了什么后”卻沒有相應的處罰措施，因此在調解過程中難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三是醫患糾紛的復雜性和醫患糾紛取證難讓“消法”難以發揮作用。由于治病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即使同一種病用同一種藥也有可能因病人個體的差異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往往導致糾紛發生后，醫患雙方各執一詞，難以說清。
像郝女士的事例，消協進行調解時，郝女士認為是醫院不負責任亂用藥所致，而醫院則堅持認為是郝女士以前流產過多所致，這種糾紛就連很多醫學界人士都很難說清楚，更不要說是不具備醫學知識的消協工作人員了。出現這種糾紛后，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請權威部門進行鑒定，可目前的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還是專門針對醫療事故的，對于眾多的非醫療事故糾紛愛莫能助。
即使是醫療事故糾紛，消協取證也非常困難。甘肅省光明律師事務所的孫智俊律師為多名醫療事故患者辯護過，他告訴記者，要想對醫療事故進行鑒定，首先必須交3000元到5000元的鑒定費，這就將很多人擋在了門外；從申請鑒定到出結果大約有半年時間，要跑很多部門，很多人都耗不起這個時間和精力；而外單位和個人要到醫院去查找病人的資料和治療記錄，往往被醫院拒絕。因此消協和患者的取證都非常困難，這無疑增加了調解的難度。
“消法”解決醫療糾紛還需多方配合
各省將醫療糾紛納入“消法”調解范圍之內，初衷無疑是好的，但對目前出現的“有花無果”的尷尬局面，究竟該如何應對呢？有關人士認為，至少應該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理順國有醫院“非贏利性定位”和市場因素進入之間的關系。盡管國家將國有醫院確定為“非贏利性”單位，但部分市場因素進入了國有醫院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非贏利性”的定位要求國有醫院給百姓帶來真正的實惠，而市場因素的進入卻又迫使醫院注重創收。
對此，業內人士認為，國家有必要理順國有醫院“非贏利性定位”和市場因素進入之間的關系，要么承擔起國有醫院的重大投資和日常開銷，讓國有醫院的醫療費用降下來，變成真正的“公益性事業單位”；要么推進市場化改革，取消國有醫院的“非贏利性”定位和對國有醫院的補貼，讓國有醫院和民營醫院展開平等的競爭，將看病是消費用國家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不給國有醫院阻止“消法”介入提供口實，而完全市場化后產生的醫療價格上漲問題則通過完善醫療保險制度來加以解決。
其次是進一步完善目前的法律法規。劉興斌認為，盡管目前在介入醫療糾紛的調解中，甘肅省的新《條例》遭遇了紅燈，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法規的完善不重要，相反只能說明目前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他呼吁國家盡快出臺專門針對醫療糾紛而絕不僅僅是醫療事故的法規，這樣不但讓消費維權部門在具體執行調解任務時有了參照，能根據不同的醫療糾紛作出不同的處理；還可以通過國家法律的形式將看病認定為消費，將醫療糾紛納入全國“消法”的調解范圍之內，讓醫院從觀念上改變病人不是消費者的想法，降低病人維權和消協執法的難度。
律師孫智俊則認為，法律應該對醫院記錄中哪些屬于可查看內容、哪些屬于不可查看內容作出規定，避免醫院用“內部規定”或者“內部機密”等借口阻止病人和有關單位取證，讓病人能更好地維護自己權利。由于醫院和患者之間事實上的不對等，因此國家法律有必要對患者進行傾斜，實現事實上的公平；同時賦予消協一種法律上的建議權，可以“建議”衛生主管部門對過錯醫院進行處罰，而這種法律上的“建議權”帶有一定的強制性，必能促進調解的順利開展。
再次是增強病人的維權意識和消費者維權工作人員的醫學知識。劉興斌告訴記者，很多病人維權意識不強，在看病時總不喜歡保留票據，等發生糾紛后，沒有任何證據就到消協投訴，而現行情況下，取證又非常困難，給消協的調解帶來了難度。因此他呼吁廣大患者一定要有維權意識，在進行醫療消費時就保留好各種票據，為日后維權提供幫助。
嚴祥則認為，即使看病被認定成了消費，那也是一種特殊的消費，不可以用普通的消費行為準則來套它。醫療糾紛的調解之所以難以順利進行，一個重要原因是消費者維權部門缺少懂醫學知識的人，他們不懂得醫療的特殊性，造成了雙方信息的不對稱和誤解。他說，消費者維權部門應該由有一定醫學知識的人來擔任醫療糾紛的調解，這樣，醫院和維權部門之間可能更容易溝通，醫療糾紛的調解也會更容易。（編輯：李旭波）
作者：新華網甘肅頻道汪訓波 陳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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