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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福垣簡介：劉福垣，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研究領域：宏觀經濟運行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1944年9月出生。《工農業收入差異》、《農村改革方略》、《明租、征稅、除費》。
本文核心提示：
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
二、如何完整準確地領悟科學發展觀。
三、當前要落實發展觀關鍵是改變吏制
。
題目是企業的科學發展觀，其實不管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他的內容都是一樣的。我們改革開放這二十六年經濟平均是9.4%的增長，國民經濟確實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在這樣的時候為什么2003年提出來轉變這個發展觀？把這個背景搞清楚對于我們把握發展觀的內涵很有幫助。一個概念出來以后，人們所理解的含義往往與它真正的內涵差距很大。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出來的這些概念，什么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現代化、國際化，這些“化”我們天天說著，但實際操作的時候差距很大，往往弄反了。比如城市化，好多地方都搞成城建了，他認為城市化很快，他也不知道城市化“化”什么，城市化的核心是什么。那么，現在發展觀出來了，各部門各單位又跟著說，這個觀、那個觀往里套，在他腦子里的發展觀其實還是增長觀。在我們當前的環境下，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是非常重要的。
一、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歷史背景
我們的領導人以黨和政府的名義，第一次用“發展觀”這三個字是在03年8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行政學院的干部大會上提出來的，他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觀”。但是關于發展觀的研究討論應該追溯到“十五”規劃起草之前。
經過03年上半年瘋狂的圈地運動，有的省圈占的土地是他們省已建成的平面面積的3.8倍，所以后來一刀砍下了70%的開發區。為什么會出現這么瘋狂的圈地運動呢？表面上看是急于出政績，實質上是我們國家四個層次的基本矛盾全面逆轉，在03年形成了一個突出的表現。我們發改委現在籌備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十五”規劃結果怎樣，從GDP數據來看，超額完成任務，我們這些年增長都在7.3以上。“十五”規劃提出的經濟節奏的戰略性調整，當時提出四個節奏，社會生活表面上的產品供求的矛盾、第二個是產業結構的矛盾、第三個是區域結構的矛盾、第四個是城鄉結構的矛盾。到今天這四個層次的矛盾不僅沒有因為調整而得到緩和，反而是全面逆轉。
我們來看一下產品結構，這個最早提出來是九七年的東亞危機。我們國外市場不好，出口大量減少，這時候感到內需嚴重不足。大量的產品積壓，只有極少量的供需平衡。經濟是不會剩余的，我們現在確實是有一大堆產品賣不掉，它只是相對于廣大農民群眾就業不充分、收入低而言。在當年我們解決了吃、穿、用等問題后，卡在了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普通民居上，這三大短缺統計局是算不出來的。社會保障是一個公共品、它不是社會產品。由于社會保障問題，老百姓有錢也不敢消費，存款越來越多，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產品積壓。由于這些產品積壓，生產這些產品的人就要下崗、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就要破產。所以在中國由于保障不到位，后果是家庭保障賠率是百分之百。老百姓攢錢就是攢失業，因為存款如果不能轉化為貸款就是轉化為失業。
第二個就是教育，我國是一個教育進口大國。我們義務教育還收費，現在超出的學費達到3200多億，而非義務教育,政府拿錢還不少。我們國家在非義務教育上花的錢比義務教育上花的多，這是不正常的。整個教育耗費占GDP不超過3.5%，家長花的錢不超過5%。
第三個短缺是住宅短缺。現在說房地產過熱，其實房和地不是一回事。現在哪有房產啊，是地產過熱。現在大家說房價太高買不起。實際上工薪一族的工資中只含有房租，不含有房價，但現在的房子是給有錢人蓋的，所以大多數的產業工人不可能買房子。所以我們現在的住宅短缺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五、六十年才能解決的問題。所以房地產業，尤其是房產業需要大力的發展。
產品結構被產業結構管著，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各級政府都是下了大力氣的。但是實踐證明這三年半并沒有調好，反而是全面逆轉，煤、電、油、運全面緊張。
可以說有社會保障的國家，特別是那種金融型的、商業型的有社會保障的國家，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沒有社會保障的國家，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勞動力變為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說白了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把資本主義經濟前面再加個社會主義，就是因為可以把剩余價值大部分歸社會占有，提供社會保障，為這個市場經濟定的性。現在我們走向市場經濟，中國的勞動者走向市場的時候真的是一無所有嗎，只能出賣勞動力了嗎？不是這個背景了。
我們現在不是剩余經濟，而是相當嚴重的短缺，我們是用剩余掩蓋了短缺。產業結構調整到現在，煤、電、油、運全面緊張，是由于政府不到位。拉丁美洲曾經也有二十多年的經濟高增長，最后給完了，就是富人迷惑著窮人。現在還是西方經濟學統治中國，用他們制定的幾個指標來分析中國，實際上是用人家的東西干自己的活、用人家的眼睛看自己的家。歐洲人就是搞這套指標把拉丁美洲搞壞了，現在我們中國又陷入指標體系的迷霧。現在我們各個城市都在搞達標，越達標越糟糕。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政府現在該對自己開刀了，要改革先改自己，要把自己從市場中除出去。中國政府不能再調結構了，產業結構不是政府調的，應該是市場調的。
全世界最大的集裝箱港口幾乎都在亞洲，世界大港比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巴塞羅那那些港口，集裝箱不過四、五百萬箱，而香港就接近兩千萬箱、新加坡也接近兩千萬箱、上海一千多萬箱，還有日本等地，前十位的都在亞洲。為什么？因為我們是裝箱工業。我們生產鞋、襪、西裝等產品裝了一集裝箱發到美國了，結果從美國裝了一個旅行袋的芯片坐飛機就回來了。這樣亞洲老是在世界產業分工鏈條的末端。這些都是生產力配置層次的矛盾，從產品結構到產業結構到區域結構我們都是逆轉的。這還不是中國最要害的矛盾，最高層次的矛盾是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元結構的矛盾。
這個矛盾的逆轉、這個矛盾的壓力增大更是嚴重的。因為我們大家知道現在城市里工商業已經是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什么是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就是勞動力轉化為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這種生產方式和歐美是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沒有時代差別、沒有生產方式的差別，只有先進落后的差別。但是現在我們的農業是什么狀態？19.35億畝耕地、2.6億農戶耕種，平均每戶才7.4畝。這是什么概念，就是現在我們從農業耕地上產生的收入已經使農戶不能自給自足了。02年是2622元的人均純收入，03年是2900多元的人均純收入，里面有37%左右是打工、經商等非農收入，真正農田里能產生的收入只占63%左右。他的生產方式是典型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是封建生產方式在21世紀中國的活化石。他不是這個時代的生產方式，這個時代的主體生產方式應該是企業化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生產方式，他現在沒法以贏利為目的。而農民的收入低是因為就業不充分、占有的生產資料少，所以才有了民工潮。這樣兩種生產方式是兩個時代的生產方式，中國的城鄉圖就像太極圖的陰陽魚，一半陰一半陽。現在我們大體上是三七開，三分陽面已經和人家接軌了，世界一體化了，和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也是一種生產方式了，但是七分陰面還是小農生產方式，籠罩了將近九億人口。他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人際關系和城里是兩個時代的差別。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后果是中國各種經濟文化甚至意識形態矛盾的最終根源。怎么辦？就得減少農民來富裕農民。
現在很多地方提出現代化，但是黨的“十六大”沒有提出現代化，而是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我認為這正是證明了中央發展觀的轉變。在中國現階段我們減少農民(的數量)，到2020年還有16年，我們能減少多少？所以你不減少農民(的數量)、不改變他的生產方式，想讓他就地富了，絕對是空想社會主義。必須要減少農民(的數量)。但是減少農民(的數量)就是發展。增長和發展是什么關系？增長是量的增長，而發展是內在結構的變化。現在只有減少農民的數量，讓他變成農場主或打工的工薪階層，我們中國的問題才能解決。這樣才能達到小康。什么是小康？是衣食不愁、略有剩余才是小康。所以中央在“十六大”轉變發展觀的一個反映就是不再貿然的要實現現代化了，而是要先達到小康。到2020年實現，平均每年要轉多少？現在是四戶人家不到2公頃地，要走三戶才能有每戶30畝地，才能做到衣食不愁、略有剩余。走三戶平均每年得2800萬，按照1：1.5的比例，得解決2000萬人的就業問題，加上城里的900萬人，得解決2900萬人的就業問題。曾經有外國駐華的、對中國比較熟悉的外交官說過，中國的城市建設得像歐洲似的，而農村像非洲似的。當然這樣說是夸張一點，但是現在到安徽、兩湖去看看，農民在發牢騷啊。現在農民是這樣一個狀態，他糧食解決了，能過日子了，但是有兩怕。第一怕有病，一有病這一家人就完了，就成困難戶了，還有就是怕家里出一個大學生，因為供一個大學生這家里就得砸鍋賣鐵，所以現在農民的狀態急需改變。按照到2020年實現小康的標準，我國GDP的增長得達到13左右，就得改變GDP的結構和生產方式。現在我們GDP的一個百分點才能解決0.026個百分點的人口城市化率，因為我們的投資大量地投在地上、投在大項目上、投在高資本構成上，對增加就業不利。所以現在為什么砍了這么多的開發區，現在開發區的單位面積解決的就業人數、單位面積提供的稅源是多少，都不如現在一個普通的城區。
最高層次的矛盾現在是三七開，按照哲學的觀點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從總體上看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還是農業的生產方式占主體地位。三和七的位置正處在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經濟發展和增長的起飛時期。他要求每年的發展速度是1到1.5個百分點，那增長速度就必須得10左右。有這樣的壓力就可以證明我們國民經濟現在正是一個高漲時期，說明我們對經濟的整體認識越來越符合科學的發展觀了。這里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四個層次的矛盾全面逆轉逼得我們不得不轉變發展觀，看到就增長論增長不行了，使得我們這些年的高代價的增長，從政治上、經濟上、社會心理上的成本太高了，要想和平崛起，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轍(就)必須轉變發展觀。
二、如何完整準確的理解科學發展觀
這個問題我們全黨和大家都是有個（認識)過程的。溫家寶總理第一次講的時候，“以人為本”是在發展觀外面，他是怎么講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后來在起草中央黨校的報告的時候就改了，把“以人為本”改到里面了，就是“樹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到后來胡錦濤書記再講就明確說了：“以人為本是發展觀的核心”。我們如何完整準確的理解發展觀呢？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發展”。因為發展觀反過來說就是觀發展，就是對發展的基本看法。
發展的本質是什么？就是事物內在矛盾的轉化。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就是人的素質的提高、人際關系的升華、人錢關系的和諧，這是發展觀的本源。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是為了人的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越協調、越和諧，這個人的素質越高。而最根本的人的關系是勞動關系、就業關系。所以按照“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各級政府要把就業放在第一位。另外就是人錢關系，自古以來我們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叫“天人合一”，天和人的關系要和諧，因為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破壞了自然，直到自然不讓我們生存，那么一切經濟、一切發展都是空談。所以人的素質的提高、人際關系的升華、人錢關系的和諧就是“人本”。以人為本不是一個企業、一個政府的觀念，而是整個社會的一個觀念。
第二句話叫“以中為重”，中部、中間是矛盾轉化的關節點。我國地區結構東、中、西三大板塊，差距很大，我們要轉化這個矛盾，要抓哪？抓中。中央說的五個統籌從哪開始？抓住中部就抓了大局，就是統籌。時間的問題靠空間解決，空間的問題靠時間解決，農村的問題要靠城市來解決。現在我們說城鄉統籌，是要大量的農民進城，進到哪呢？按照以中為重的發展觀，就是要進到中部地區的中等城市。我國真正的第二、三產業發展要靠中部，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要是崛起，那帶動作用是相當了不起的。21世紀初期中國的發展就靠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他要起來整個中國的和平發展就有希望。中部地區的中等城市、中間產業、中等收入、中等教育，要一中到底。
比如說城市，為什么是中等城市？現在小城鎮解決就業解決不了，春天一到，民工潮直奔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有吸納力，所以一定要把中等城市做大。把大城市的多余的要素和農村的要素集合在中等城市，創造最高的、機會成本最低的生產力。所以要加速把二百多個中小城市，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趕緊做大，至少也要把縣做大，不要搞那么多小城鎮。所以中部地區的中等城市是我們現在的重中之重。
第三個“中”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中間產業。農業和工業是兩種生產方式，有時代差別。那么現在中間產業包括有建筑業、服務行業、教育、金融等，這是我們應該大力發展的行業。首先說建筑業，現在要是給我們的產業工人蓋房子，我們把政策搞對了，那我們現在一年投三、四萬億都不夠。這能增加多少就業，一個房子可以帶動五十三個產業發展。所以我們應該大力發展中間產業。如果我們的農民不就業，農民和城市的關系就解決不了。寧可我們的人口素質構成低一點，也要解決他的就業問題。第三產業、建筑業、文化產業等的容納量很大，中間產業一定要重視，要降低服務業的門檻。所以我們現在要搞中等科技，特別是教育，現在中等技術的教育、“藍領”的教育沒人重視。為什么大學生找不到工作？(這就是)教育結構的問題。學校學的(知識)老板不要，老板要的(專業技術)學生不會，所以曾經出現過用25萬年薪招高級鉗工。教育是勞動力的加工業，他要什么產品你給什么產品，結果現在那么多的大學生找工作那么難，就是怨我們的教育結構、怨我們的擇業觀念。所以按照現在我們三七開的發展階段要以中為重。
后面兩個“中”，就是中等收入階層在中國當前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現在兩極分化比重比較大，社會保障也不能一步到位，我們在分配關系上應該俯視一個中等收入階層。因為這個階層有一個特點，他的消費結構正好升級到他的消費能力最強，在往上走的階段。他對低收入的人同情大于歧視，對高收入的人是羨慕大于嫉妒，應該是最穩定的一部分人。他對于我們的政治決策、經濟、市場繁榮都很關鍵。而我們現在是低收入階層隊伍太大了，高收入階層隊伍太小，缺一個紡錘型的社會結構。那我們是哪出了毛病呢？是好多非按要素分配、利用權利徇私等等把這個問題搞偏了。所以我們就需要中產階層、中等收入階層來穩定，要走過這個階段。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怎么培育中產階層，使他真正懂得經濟規律，這是以中為重的發展觀。
第三句話叫全方位開放的發展觀。我們樹立了“以人為本”這是本體，“以中為重”這是規律、方法論，另外他的過程是什么？就是全方位開放。為什么我們現在在轉變發展觀的時候要全方位開放呢？因為我們這二十多年講開放，在好多人腦子里就是對外國開放，可是對內是封閉的，只對外開放能消化了這么多東西嗎？我們用市場換技術，最后市場給了人家，但是技術沒消化，為什么？是我們的國內市場分隔，都是個體，互不聯系。一部分人出國去招商了，周邊是什么經濟、什么關系不管。全國各地每次做出的五年經濟規劃都是一樣的，沒有區別。所以我們要注意全方位開放，每一個地區、每一個人都是要開放的。一個人不開放怎么新陳代謝？怎么天人合一？一個地區對國外來的視為客人，對周邊兄弟地區來的就不重視，搞遠交近攻，這樣怎么能發展起來。所以必須在轉變發展觀的時候樹立全方位開放的發展觀，而且要從對內開放做起。所以為什么現在我們片面依賴外需，內需起不來，因為互相封鎖，你搞什么我搞什么，這怎么能賣得動呢？要是能配合呢、搞產業群呢，最后產業集中到一起，形成鏈條那整體優勢怎么樣？結構決定功能。所以不全方位開放不行，特別是當前要強調對內開放，要降低我們的對外依賴度。應該到2020年每年降低對外依賴度1.5到2個百分點，隨著城市化率提高，減少農民1到2個百分點，外貿可以越來越多，但是他占GDP的比重不能增加。
所以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以中為重的發展觀、全方位開放的發展觀,我們要全方位的理解這個問題。
三、當前要落實發展觀關鍵是改變吏制
我們的干部制度、干部的政績考核指標，他們現在還是以GDP為中心。只要GDP上去了，形象工程上去了，美化、綠化、亮化都很漂亮，底下是負發展都不論了。我們應該抓緊時間避開像GDP一類的指標，這些都是量的關系，我們要的是結構關系的改變。我講城市化應該是化市城，現在都把城市化當成城建了，應該是化市為城、化農民為市民，首先是這個“化”，要掃除人為的障礙。
另外核心是市場的“市”，不是土城，現在人們把勁都用在那個土城上了。城市化的核心是讓農民進到城里來，他和工業化、市場化是一個化。他分四個階段，首先是工業化，然后等有了錢了才是城市化，接著是市場化、現代化、國際化，結果03年我國有183個城市要當國際化大都市。這反映了現在我們的干部(制度)、吏制不解決不行了，應該真正按照發展觀和政績觀來設計現在考核干部的指標。第一位的就是社會保障、第二位的就是教育。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人們基本的生存權都保證不了，卻花那么多的錢搞一些大工程，這個國家也不對。這個指標體系要以“以人為本”來確立，首先人要什么你給什么。所以我認為財政支出排序、政府職能排序第一就是社會保障，第二就是教育，義務教育完全可以義務化，第三就是普通民居。就得搞大的分配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稅制改革，然后是售房體制改革。要把我們各級政府分級定位，中央政府具有調控功能，地方政府不要搞什么調控。逐漸淡化地方政府的經濟權利，要突出他的行政管轄權、服務權利，為企業服務好、為老百姓服務好，搞好社會保障、醫療、社區服務，政府管的是一部分，剩下都是市場的事。（注：本文是根據劉福垣教授在《中國經營報》與清華大學職業經理訓練中心聯手創辦的“公益大講堂”的演講內容，本網編輯整理而成，內容有部分刪節。）（編輯：李旭波）
作者：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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