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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在“11·28”陳家山礦難中，悲痛襲擊著每一個有良知的人。在悲痛的人群中，礦工家屬無疑是最無助的，這不僅是因為礦難發生后，礦上對家屬互相推諉，沒有任何解釋和撫慰，而且因為相當多的家庭一夜之間失去了全部的男人：吳華霞的老伴孟安良和兒子一齊被困井下，噩耗傳來，她只能和6歲的孫女在棚屋內哭泣；在礦區宿舍二號樓203室，一群人
在為一家四口悲號，遇難的是孫家三兄弟和他們的妹夫……(11月30日《南京日報》)
盡管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我們仍能輕易發現，在陳家山煤礦，或者是更多的礦山，“全家皆礦工”是一種并不特別的現象———當然，當災難襲來，它的毀滅性更大，后果更難以收拾。
災難中的礦工們，有的父子、兄弟一齊與塵世告別了，那些孤兒寡母怎么辦？在重建家園的掙扎中，頭發花白的吳華霞和6歲的孫女，憑什么要忍受比之一般家庭更令人絕望的痛苦？
獻了自己獻子孫，這話說的是奉獻精神。可是反過來看，如果奉獻的結果是一個家庭幾乎沒有重建的希望，我們能夠心安理得嗎？我們難道不該反思造成“全家皆礦工”現象的社會環境嗎？這幾天，在各報章刊登的多幅照片中，有一幅表現的是幾名少年男子恐懼和悲哀的神情，他們失去了父親，等待他們的命運會不會是子從父業，繼續走向深山中的礦井？
過去，我們有著兒子“頂”父親職的制度。現在，在不少地區，依然有著一種特別的撫恤精神：如果逝者(特別是英雄人物)的家屬同意(或者是自愿申請)，兒女走上父親的崗位，不僅會得到優先批準，而且也是要受到大力宣傳的。
在過去礦工隊伍的建設中，我們能夠發現類似制度和精神的痕跡。在一個貧窮到幾乎只有挖礦才能養活全家的地方，這一制度和精神無疑救助了無數貧困者，乃至在巨大的危險面前，有不少礦工仍選擇自愿下井。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礦工畢竟不同于任何一項“正常”職業，這項職業的高風險使礦工本身理應成為受保護人群，而不是受青睞人群。從現在開始，我們應當從制度上區分照顧礦工家屬就業和幫助一個家庭避險的關系。即便拋開這一切不談，在我們至今都無力控制礦難的現實面前，那種不分親疏，把父子、兄弟安排在同一個班組的做法，究竟還有多少人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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