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開宇：這可是《華爾街日報》

　　本報記者 覃里雯 北京報道

　　1984年，賀開宇女士(Karen Elliott House)打算寫一篇關于約旦國王侯賽因的報道，描述侯賽因在推動里根總統的中東和平計劃時所起的作用。當時的《華爾街日報》國際部編輯塞斯.利普斯基(Seth Lipski)后來回憶道，當侯賽因國王停止回復賀開宇的電話時，后者給美國駐約旦大使打了個電話，對他說：“國王以為他自己是誰！這可是《華爾街日報》！ ”利普斯基說：“不到一分鐘，她的電話就響了，他們在電話里說：‘稍等，陛下要和你說話’。她知道自己的電話是被竊聽的。她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的中東報道后來獲得當年普利策新聞獎。

　　在2002年7月賀開宇被任命為《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歐洲版》和《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出版人之時，她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和她的丈夫、道瓊斯主席及CEO彼得.坎所面臨的是艱難時世。總部位于紐約市的道瓊斯是上述三家報紙的母公司，它擁有報紙、雜志、通訊社、電臺、電視臺和互聯網服務，在全球擁有近1700名新聞從業人員，和英國《金融時報》并列為全球最受尊敬的財經媒體。《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歐洲版》和《亞洲華爾街日報》是道瓊斯最核心的業務，它為道瓊斯提供年收入的55％和總利潤的大約70％。但是在2002年，收入不過紐約時報公司一半的道瓊斯公司損失了800萬美元，被迫削減1.79億美元的成本，而且在不到兩年時間里裁掉了1700名全職雇員——約占全部雇員的1／4。《紐約客》在2003年11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說，很多編輯記者(盡管他們很喜歡彼得.坎的溫和為人)認為，如果他們的CEO是個強悍的商人的話，公司的經營狀況大概會好得多。

　　不過，你在賀開宇女士漂亮的眼睛里能看得出足夠的強悍，這個舉止優雅的女牛仔來自布什總統的農場所在的德克薩斯州，并且“恰好”贊同共和黨的很多重大政策，包括減稅和伊拉克戰爭。這些政策，如她所說，都符合《華爾街日報》的基本理念。然后，她以其特有的氣度說道：如果總統的政策與《華爾街日報》的主張相悖，她的報紙會一再抨擊總統，直到他改變主意為止。

　　支持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的《華爾街日報》依然在全球具有它數目驚人的忠實讀者。很難說功勞究竟更多地屬于它的社論，還是更多地歸功于它高質量的新聞報道。賀開宇很好地承繼了《華爾街日報》的強大傳統，但是在全球經濟衰退、新型媒體競爭激烈的不確定年代里，《華爾街日報》的傳統將以什么樣的方式重整旗鼓？這個問題大概比伊拉克問題簡單一些，但對局外人而言，它也同樣是個未知數。

　　訪談

　　問：9.11三周年紀念日，你如何評價美國在過去3年里的外交政策？

　　答：美國公眾對布什政府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的外交政策的評價，到了11月份總統大選日就會見分曉。但是我認為，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是正確的，因為恐怖主義是一個大問題，布什總統的立場并非認為薩達姆.侯賽因與本.拉登有緊密合作，而是認為他不僅在國內實施恐怖統治，還對別的國家造成威脅，入侵科威特，有意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就我個人而言，我更愿意有專業士兵到紐約市之外與恐怖分子作戰，因為我在紐約市工作(笑)。

　　問：那么，你如何評價一些國際觀察家的看法，即美國發動對伊戰爭是一場準備不足的戰爭，因為建設工作與摧毀工作的不同步，造成了今日伊拉克的混亂局面？

　　答：我上一次到伊拉克是在1990年，我在薩達姆入侵科威特6周前采訪了他，然后就沒有回去過……但是，國家重建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在伊拉克有些人還在努力讓布什的工作失敗。我所擔任理事的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非常有趣的關于國家重建的報告，他們回顧了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和美國)在日本、德國、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等地的重建工作，重建德國是非常艱巨而漫長的，而且在那里沒有今日伊拉克所發生的爆炸和綁架等破壞行為。在伊拉克的重建努力是否成功還是個未知數。

　　問：你是否認為在9.11之后中美關系大幅度改善了？

　　答：我認為“大幅度”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但是中美關系確實改善了，因為美國的(政策)焦點變成了對抗恐怖主義，在這上面美中兩國沒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意見。中國并不支持伊拉克戰爭，但是至少保持了沉默。中國在北朝鮮問題上的合作在美國也是有目共睹的。

　　問：你的記者經歷對你作為《華爾街日報》出版人的工作有什么幫助？

　　答：《華爾街日報》從根本上來說是圍繞高質量的新聞建立起來的，因此，出版人對高質量新聞的理解、尊重和保存至關重要，因為這就是我們所提供的東西，而作為記者的經歷有助于我理解我們為讀者所生產提供的東西。

　　在出版人和記者之間有區別。作為一個記者，你的主要職責就是寫好報道；出版人就得為新聞報道的質量和報紙的商業成功都負責——這兩者并不是相互沖突的。

　　當然，不沖突并不意味著……你知道，這兩年我們也勒緊了褲腰帶。我們裁員，也重新選擇了報道領域，比如，《華爾街日報》的司法報道小組就被解散了。但是報道的質量不變，如果你不生產有價值的內容，你就不能保證股票的價值。

　　問：《華爾街日報》如何決定自己在特定問題上的立場？

　　答：首先我們明確分開新聞報道和社論，新聞報道傳達事實，而社論傳達觀點立場。在廣告(利益)和新聞(報道)之間會發生戰爭，在新聞報道和(社論)觀點之間也會發生戰爭，三方都會跑到我這里來，但是我不會卷入每日的細節之中，雖然我會不時出席社論委員會的會議。我只在發現某個社論過于膚淺、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才會發表意見。

　　《華爾街日報》多年以來的哲學就是“自由市場，自由人民”，這一直是被融入社論之中的。我們不支持某位總統，而是支持符合我們哲學的政策：我們固然在伊拉克問題上支持布什政府，但是在鋼鐵貿易政策上我們反對他。支持自由貿易在中國很受歡迎，但是支持伊拉克戰爭就不那么受歡迎。但是我們很少發生爭執，因為我們的基本哲學是不變的。

　　問：這是很少見的，不是嗎？社論委員會通常是報紙的內部戰場。

　　答：(笑)人們發現這確實難以置信。不過我們只負責邀請那些贊同我們哲學的人來寫社論。社論委員會是很有趣的，我經常會去。他們每周開一次會，從早上10��30到11��30或者12點，他們總會邀請不同的客人，圍著桌子坐一圈，其中有贊同他們觀點的人，也有反對他們觀點的人，然后大家開始討論。這些都是非常聰明的人，而且——你一定感到吃驚——他們說話的語氣及其輕柔，和他們在報紙上寫文章的語調截然不同。

　　我曾經與《華爾街日報》社論版主編一起去過一趟前蘇聯，我以為可以看到他與共產主義者爭吵，結果他只是問問題，并不發言，因為他相信他發言的惟一地方應該是在報紙上。

　　問：當你擔任《華爾街日報》的出版人時，你是否擔心過自己無法給這張有強大傳統的報紙帶來什么新東西？

　　答：保持傳統也是同樣重要的，更何況我剛好認同《華爾街日報》的理念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