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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何禮泰(James Hughes-Hallett)第一次來到香港。這個1970年從牛津大學獲得文學碩士的年輕人發現，當時的香港很令人失望：“這里相當保守，和倫敦相比它更像是一個州�！毕窈芏喑醮翁ぷ銇喼薜臍W洲人一樣，當地社會的復雜性也讓他難以理解。
需要過上一段時間，何禮泰才會知道，他到來之時，正是香港社會發生劇烈轉折的年代。自1950年代以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已使這座城市躋身于亞洲最繁榮城市之列。而
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則展開了一場社會革命，它將經濟成就轉化成更寬敞的住宅、更多的醫院與學校、更舒適的環境……伴隨著出生于香港一代人的成熟與大眾文化的興起，“香港意識”誕生了，越來越多的人將香港視作自己的家，而非暫時落腳之地，他們不稱自己是中國人或英國人，而是香港人。而香港的經濟版圖也正在發生戲劇性的改變，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洋行開始逐漸感受到新一代本地商人的壓力。
何禮泰當時進入工作的太古集團與怡和、和黃、會德豐并稱四大洋行。它們都是由19世紀那些雄心勃勃的英國年輕人創建的，利用英國人享有的特權，他們在香港經濟中占有無可爭議的制高點。何禮泰強調太古集團是由航運業開始，進而進軍地產、航空與制造業，它最負盛名的產業包括國泰航空公司、太古廣場等。何禮泰在太古廣場的辦公室懸掛的19世紀船運的油畫，表明了太古集團漫長的商業傳統。
“更加國際化”，是何禮泰對于過去28年香港變化的真實感受。在整個80年代，英資企業不再是香港經濟的主宰，和黃與會德豐已先后被李嘉誠與包玉剛收購。除去越來越多不同地區的投資進入香港，香港本地第二代企業家們大多在歐美接受教育，他們使香港的商業色彩更加多元化。
在1999年正式就任香港太古集團CEO之前，何禮泰在澳大利亞、日本等地有過廣泛的工作經驗。他相信香港享有全球罕見的自由寬松的商業環境，政府不插手任何商業事務，商人們可以心無旁慮地經商。同時，香港企業具有特別的靈活性，當成本太高時，制造業主們就將流水線搬出香港，大部分到了中國大陸，這迫使香港將重點從制造業轉變為物流業和通訊業。在香港的商業哲學中，有一種天然交易員式的敏銳，使狹小的香港產生了如此之多的超級富人。
制造業幫助香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獲得起飛，而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地產業都是香港經濟最主要的支柱。而如今，如何與中國做生意則成為香港商業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何禮泰相信，穩健的作風是太古集團最重要的傳統之一。在1984年中英會談前給香港商業世界帶來的信心危機中，怡和選擇了撤出香港的戰略，而太古則選擇了立足香港、更密切地與中資企業合作，香港中信集團是它最為密切的合作伙伴之一。
但出人意料的是，何禮泰似乎從未相信流傳在西方世界的關于如何與中國做生意的“傳統智慧”。在2003年9月香港大學的一次講演中，他說在中國做生意既不需要“本地合作伙伴”，也無須過分將精力投放在“搞關系”上，你甚至不需要遵循所謂的潛規則，只要按照規矩辦事，在中國做生意是可以賺得利潤而回的。太古集團在上海投資的中信太富廣場、廈門的飛機維修中心都運行良好。
那么，進入龐大而復雜的中國市場的關鍵是什么？決定在哪里推行什么產品？何禮泰說，這是一個很復雜的選擇，你必須學會有選擇、有重點，有時需要考慮地域因素，有時需要考慮產品特點。另外一點是，怎樣找到合適的人。
“我們必須得抵抗隨潮流而動的誘惑，這是最大的一個挑戰�！焙味Y泰這樣回憶5年前開始領導太古集團時面臨的困境。彼時正是新經濟狂潮感染整個世界之時。在香港所有企業中，太古集團的經營哲學與眾不同，它缺少更強的戲劇化色彩，卻具有值得信賴的穩定性。在1980年代抵御了英資集團撤離香港的誘惑，在1990年代末，它沒有投身于dot.com運動，這種不無保守的穩健性，在何禮泰每一句談話中都表露無疑。他拒絕作出直接的判斷，更沒有這個年代的商業領袖身上普遍存在的表演欲。
在2004年年底，何禮泰離開任期5年的香港太古集團回到倫敦。此時，也正是國泰航空公司成立60周年的紀念日。這家成立于日本戰敗前夕的航空公司，不僅目睹與幫助了香港在戰后的興起，今天它還試圖幫助香港重新回到亞洲航運中心的位置。
今天的香港或許正處于另一個轉折時刻，它需要重塑自己。太古集團在香港漫長的歷史中，從某個側面表明了香港自我更新的超凡能力。而何禮泰似乎更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他說香港的法治系統、自由精神、開放意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有著巨大的優勢。
(作者最近作品《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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