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商業周刊》主編 金惟純 贏周刊記者 茨克 (整理)

　　贏周刊：你對四川樂山爆炸事件背后所折射出來的社會心理有什么樣的分析？

　　金惟純：四川樂山的爆炸事件，我覺得說“恐怖主義”嚴重了一點。我們先不要去看恐怖主義，說到貧富沖突，在臺灣，一般社會大眾對富人的心理狀態分幾步——早年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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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于匱乏狀態，然后少數人先富起來，那時候普遍有一種仇富心理。一般的講法是，“我們大家都窮，有些人富，他肯定會為富不仁，他肯定有什么特權，有什么特別的社會關系，或是做了什么壞事，不然怎么大家都沒錢就他有錢？”

　　經過了這個階段，后來我就注意到這種社會心理基本消除了。原因是什么呢？臺灣中小企業大量地發展起來了，它的量相對來說比較大，很多一人貿易公司，兩人貿易公司就搞起來了，收點小資本就開起小工廠來了。這種經濟活動蓬勃發展到了一段時間后，社會仇富心理就開始向下降了。大家就會開始研究這個人是怎么富起來的，而他一定很有本事，或是很有學問，或是有什么技巧，或他付出的比別人多——社會心理就變成了這樣。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社會基礎下，商業類的雜志才真正地發展起來，大家開始對這些人有興趣了，不是負面的有興趣，不是挖掘這個人的內幕，這個人干了什么壞事，而是開始變成了正面報道，大家有興趣讀有關這些富人的正面報道，他要研究這些人為什么富裕起來。所以等到有大量的人，真正通過自己的實力和付出成功了，社會心理就會有很大的轉變。

　　后來又有一波轉變，就是股票發展起來了，房地產價格飛速高漲起來，又使一些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了，那就是你買股票，我沒買股票；你買房地產，我沒買房地產，結果你的財產一下富起來了好幾倍，那就會覺得你并不是靠本事得來的，社會心理就開始有一點反彈，認為是有錢人都是投機得來的。后來臺灣高科技迅速發展起來，有人先靠知識致富了，這個時候富人又開始很向往了，這個時候的社會心理又是新一波。

　　贏周刊：這種社會心理的起伏波動對社會經濟現實有什么樣的影響？如何調節呢？

　　金惟純：所以我們講到臺灣的心理狀態是一波一波的，有經濟背景和社會因素在里面。你要人們去尊敬富人，如果最廣大的富人真地是靠實力起來的，大多數現象把少數現象掩蓋了，大家對富人的看法就有改變了。臺灣有段時間，社會很亂，黑道大哥發財，這是個社會現實背景，這樣一個背景之下，要想轉變社會心理很難，因為心理會跟著這個背景去走。你要擔心這個社會現實，如果社會現實真地造成貧富差距這么大，那么至少會面臨很多問題，不止是社會問題。有些部分沒有辦法處理，心理沒有辦法處理，那么底線就是法律了。因為道德的辨認是永遠也辨認不完的，這個層次來看是對的，那個層次來看就是錯的，要從更高一層次來看又好像都沒有對錯。所以拉長層次看，道德是相對的，這個爭論永遠沒有完，窮人殺富人是窮人對富人不對？富人罪有應得？我覺得這個辯論沒有意思。我們講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無論窮人還是富人，觸犯法律就同等對待。假如法律只針對窮人，不針對富人，那就要看執法的人了，執法的人到底在干什么，要問他們了。

　　貧富差距的事實，根源是什么？要怎么彌補？現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導致的貧富差距還沒辦法解決。國際市場上也是一個大廠家制定游戲規則的地盤，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但是四川樂山爆炸事件發生后政府要做兩件事：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件事就是用正確的方式讓窮人變得不要那么尖銳。

　　贏周刊：富人也好，窮人也好，出了問題之后，如何用一種睿智的方法去解決呢？而不要出現兩敗俱傷。

　　金惟純：這涉及到更深的一個問題了，一個社會其實有機制處理這個問題。曾經有一位英國哲學家到過中國，寫了很多關于中國現狀的文章，在有一篇文章中，他寫到自己在中國租界里，看見一個苦力拉黃包車的車夫辛苦了一天，到了中間休息的時候，車夫就找到個陰涼的地方把帽子脫下來，煽煽風，數數錢，一副很幸福很快樂的樣子。他就說中國的文化真是深不可測。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也可以活得這么悠然自得。而在西方社會找不到這樣的人，如果一旦有人處于劣勢，那么就會罵街，發牢騷，游行、示威、抗議，甚至吐口水，不會這么悠然自得的。所以說，西方文明只給了成功者，年輕人，風光的人，而老年人，失敗者就沒有空間，這是一種欲望無限擴張的東西。而在東方，中國文化就有很多的包容，可以容入不同的人在這個文化中。每個空間都有英雄。有睡仙，還有喝酒的醉仙，這都是英雄。我們可以說他是阿Q精神，但什么事情都有兩面性，魯迅寫的阿Q精神是有社會背景的，是對社會的批判，不面對現實，是落后，可反過來看，就是這種心態使中國人活了幾千年，是很有生命力的東西。這屬于一個弱勢群體，包括婦女，中國文化就容入這些里面，窮人得安于命運，老實說用西方觀念的話，用美國人價值觀去過日子，那么就不可能養活13億人口。

　　贏周刊：你認為用西方式的法制來解決問題是最經濟的辦法嗎？

　　金惟純：中國人解決問題，有一些“吸收”的傳統。在西方，一個人得了神經病，要看醫生，要進精神病醫院，而中國人有一個人得了神經病，那么家人就把他包容了，吸收掉了。這不見得是好的方式，但有一個吸收的作用。中國人失業后就回到父母家里，回到自己家里去吃白米飯了；而西方人失業了就排隊去領救濟金了，沒有吸收，他們認為自己的事，要找政府解決，找爸爸媽媽，兄弟們干什么？中國就自己把它全部吸收掉了，不然老人就全部進養老院了，那國家就照顧不過來了。中國社會就有一種原有的吸收功能，不夠圓滿，但日子可以過得下去。用西方的法制，用西方的價值觀、生產方式去解決13億人口的問題不實際，這要重新再去想才是。

　　贏周刊：如果用法制解決的成本太高，最后要用道德的方式去解決嗎？

　　金惟純：西方很多方式都是成本太高了，包括民主制度也是成本太高。比如說保險制度，醫療制度都是成本太高。調節貧富差距的問題，是富人先改還是窮人先改？富人應該先改，你既然有錢，你用了很多的社會資源，你得到了很多，那就應該有點修養，這是起碼應該做的。

　　贏周刊：當今中國社會，隨著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富人很有錢，就算是和窮人打官司，他也可以通過錢來買通各種關系，窮人是弱勢群體，那么這次事件作為一個標本，最后會發展成普遍現象嗎？這是我們關心的問題。

　　金惟純：我想政府應該去研究這個事，研究這個是不是普遍現象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據我的觀察還好，整體上來講有所改善。雖然貧富差距拉大，但是窮人也比過去過得要好，這個現象能持續下去。就像是有兩條線，一條線比較平，另外一條線比較陡，兩條線都往上升，那結果是差距越來越大，但我覺得這種狀況還不是最嚴重的狀況，一旦成長停止了，窮人沒有過去過得好，那這個就是……

　　贏周刊：那你也會認為社會不公平？

　　金惟純：講到公平，這就是原則了。從現實來看，政府能做的，只有政策和法律兩件事，一個人建立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就是政策，政策就是應當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一個政府，一個社會，經營一塊土地，經營一群人民，把它經營好了，那在這里的人民得到的就相對較多，經營得不好就得到較少。在美國做醫生，在東京做醫生，在北京做醫生，在西藏做醫生，待遇就或許要差幾百倍。這是個整體的復雜問題，就看你要抓哪一塊了。你說用社會福利的方式來做救濟，在西方社會已經被驗證了是不通的。很多社會福利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嚴重得不得了，打開就放不回去了，誰要是收回福利就成了人民的公敵。福利政策出來已經變成禍害了也收不回去。只有到了全民都痛了，才能把它收回去。但那個時候，已經不知道變成什么樣了。所以中國用社會福利的方式和救濟的方式也要很慎重的。

　　(注：金惟純 臺灣新聞界四大才子之一、臺灣商業周刊發行人、商周媒體集團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