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華工商時報》“水皮雜談”專欄有篇《王海是誰的犧牲品》。水皮先生在“真誠地認為王海是二十世紀末中國消費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王海及王海現象對于中國消費者維權意識的啟蒙具有劃時代意義”之后，緊接著說：“但這一切不能改變王海打假‘黑吃黑’的性質……要認定王海‘黑吃黑’并不難，制假售假賺的是黑錢，王海通過索賠將 其轉化為自己的利潤，并不能改變錢的顏色，除非他在扣除了必要的費用之后上交國庫”。

　　王海索賠打假具有“黑吃黑”性質，這幾乎成了一部分人的“共識”。在央視一談話類節目中，當王海對是否出于為個人贏利目的打假作出肯定回答后，立即就有不少現場觀眾表現出不屑與鄙視。某著名經濟學家也認為王海是“以惡制惡”。甚至王海本人也認為自己是“以惡制惡”，以至聽了這位學者朋友的“忠告”后，萌生放棄打假事業之意。

　　同樣是維權，為什么楊劍昌會被人們頌為“楊青天”？而對于王海是否是英雄，對他的打假事業怎么看，人們卻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許多人認為，盡管王海的打假客觀上有利于維護消費者權益，但畢竟是出于為個人贏利之目的，所以是不高尚、不道德的。

　　我們幾千年來的文明都強調“道德”，推崇為了社會進步犧牲個人利益，推崇完全赤誠的奉獻。一個行為即使客觀上有益于社會，但如是因追逐私利而起，也是不能得到嘉許的。“道德”與否已成為評判一切的唯一標準。所以盡管“王海現象對于中國消費者維權意識的啟蒙具有劃時代意義”，卻也“不能改變‘黑吃黑’的性質”，便成為一種很自然的邏輯了。所以說，王海是“道德”的犧牲品。

　　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注定只能是矛與盾的關系嗎？一個人為私利奮斗必定會與社會進步南轅北轍？一個人合法地為私利奮斗，不也在促進社會的發展嗎？我們今天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目的與意義不正在于此？忘我的赤誠奉獻固然可歌可泣，且永不過時，但出于贏利之目的從事客觀上有益于社會進步的事業就不值得贊許？當一個人為益于自身也益于社會的事業不屈不撓地與惡勢力做斗爭，表現出大智大勇時，他不同樣是個英雄？

　　從王海打假是“黑吃黑”的論調里，看出我們有些國民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其思維方式卻還依然停留在過去的年代里。(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