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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0年11月29日 09:46 中國經濟時報
我國的吸收外商投資,可說是世界經濟中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從封閉到開放的20多年里,我國累計實際吸收外商投資3300多億美元,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資國。1993年以后,我國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近年雖然呈現出下降趨勢,但每年400多億美元的外商投資額仍名列前茅。這一現象值得認真研究。 一、外國直接投資(FDI)決定因素的理論分析 1、FDI的理論框架。二十世紀中期以后,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響的是產業組織理論。海默博士首先從產業結構角度對FDI進行解釋。認為如果外國跨國公司的產業組織結構與當地公司完全相似,他們進入當地市場就無法獲取利潤,因為到另一國生產會產生額外交易費用。跨國公司要到國外進行投資生產,就必須具備某種獨特的所有權優勢,如技術優勢和規模經營所造成的低成本優勢,這種優勢足以抵消在生產國與當地公司競爭的種種不利因素。 海默之后,許多經濟學家進一步充實了FDI產業組織理論。其中鄧寧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論。他認為,擁有強大實力對外投資的企業需具備三個優勢,這就是: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 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產品或生產工藝,如專利或藍圖,也可以是一些特有的無形資產或能力,如技術、信息、管理、營銷等技能,企業的創新精神,企業組織系統,中間或最終產品市場的渠道。不管是以什么樣的形式存在,所有權優勢賦予企業有益的交易能力或成本優勢,足以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 除此之外,國外市場還須具備區位優勢,使海外生產的利潤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海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資源稟賦,還包括經濟和社會因素,如市場規模和結構,市場發展的前景和潛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 最后,跨國公司必須具有內部化優勢。一家企業擁有專利產品或生產工藝,在國外組織生產可能比出口更有利,但如果在海外設立子公司的理由并不充分,它還可以選擇特許一家外國公司生產其產品或使用其工藝。但由于這些無形資產在交易中的市場缺陷,有時候產品在公司內部開發更為有利,即所謂內部化優勢。 根據三優勢理論,企業越是發現在國外開發這些所有權優勢益于其自身的利益,就越傾向于組織國外生產 2、FDI區位選擇決定因素的理論支持。從FDI理論,我們可以把FDI的決定因素分為兩類: 在供給方要素中,企業投資潛力和投資模式取決于其所有權優勢的性質、擁有的程度,以及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的動力。然而,創造和發揮企業所有權優勢與本國的技術和創新能力及總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換言之,技術和創新能力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將導致不同國家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不同。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創新能力較強,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企業不僅擁有更多的所有權優勢,而且擁有高新技術,產品的差異性,管理新技能,特別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對發展中投資東道國而言,由于它們所擁有的技術和革新能力相對較弱,經濟發展處于中等水平,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相對較少,且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標準化產品生產和穩固的出口市場體系。 由于企業通過FDI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的動力取決于所有權優勢的性質及所有權優勢所屬市場的不完全程度,技術密集度越高,市場不完全程度也就越高,企業通過FDI控制生產,將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的動力就越強。如上所述,發達國家的企業,比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多體現技術密集和知識型無形資本的所有權優勢。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比發展我國家的企業有更強的動力將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其控制生產經營的傾向性也更強。 就需求方要素而言,東道國對FDI的整體吸引力取決于其擁有的區位優勢。由于資源稟賦在國家間的不均衡分布和各國社會、經濟因素及政府政策的差異,東道國對FDI的吸引程度也不同。這就意味著,假設供給方要素保持不變,東道國區位優勢的差異對FDI的分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市場導向型FDI,更趨向于對產品差異性大、絕對資本成本高(市場準入障礙大)、經濟規模大、產業多樣化程度高、企業經營要求高的行業進行投資。根據這些特征,市場規模、市場增長前景、東道國經濟發展狀況,是市場導向型FDI非常重要的區位因素。出口導向型FDI則取決于當地廉價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相對充裕的勞動力資源,較低的工資水平,成為FDI區位選擇的傾向性因素。需要強調的是,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低廉的絕對工資,而是低廉的效益工資(絕對工資比勞動生產率)。 除了上述區位要素,其他諸如投資東道國的偏遠度、文化、語言、政府政策、政治穩定程度等,對發展中投資東道國吸引FDI也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二、我國吸收外商投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 根據上述理論,我們使用一種修改型重力引力模式對國外直接投資向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流入量進行了研究。我們選定了我國、巴西、泰國、印度等32個國家/地區,時間跨度從1987年到1998年。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關于國外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國家的選地定位決定因素的主要結論是:具有較大市場規模、較快的經濟增長、更高的人均收入、較高水平的現有國外直接投資存量額度、一個更自由化的貿易和經濟制度等要素會吸引相對多的國外直接投資;而較高的效益工資,較高的成人文盲率、更加偏遠于世界其它各國等,則會妨礙國外直接投資。我們還對我國和其他發中國國家吸收外商投資的相對業績表現進行了量化分析。測算結果表明,16個國家/地區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入量超過了模式預計數量,其中新加坡、玻利維亞、巴西等國比其模式預計數額超出80%;另外16個國家/地區,以它們各自的選地定位的變量而言,吸納的國外直接投資較少,其中我國的臺灣和韓國比其應該引進的數額少50%以上(見附表1)。 就我國來說,國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僅比推算規模超過8.22%,在32個國家/地區中居第15名。也就是說,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相對業績表現屬于平均水平。1987-1988年間,我國引進的國外直接投資超過了模式預計數額。但1989-1991年間,卻比應吸納的規模要少一些。從1992年開始,我國吸收外資發展迅猛,1992-1996年間,直接投資實際流入量大大地超出了模型測算的可能規模,表明大大改觀的投資環境對國外投資者的與日俱增的吸引力。然而,1997年和1998年,我國引進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入量比預測規模少了11%和24%(見附表2),這一現象也很耐人尋味。1987-1998年間,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年度相對業績表現呈現出一個橫向式“S”形(圖1)。 三、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要素分析 在前述理論分析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和吸收外資的特點,我們初步考慮,將我國吸引外商投資要素評價體系分為三個部分18個評價指標及若干子指標。并采用“等級尺度法”對18個指標打分。總分為100分,第一部分35分,第二部分20分,第三部分45分。18個指標則根據其對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影響程度分別確定為2分-18分不等。第一部分,宏觀經濟要素指標,包括: 1、市場規模,主要用我國的GDP衡量,人口、國民收入、居民儲蓄、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等指標可作重要參考;(6分) 2、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或人均國民收入來衡量;(5分) 3、國內經濟增長和發展前景,用經濟增長率衡量,包括GDP的增長率和GDP每年的絕對變量;(4分) 4、宏觀經濟環境,包括通貨膨脹率和利率的高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信貸政策、產業政策、匯率和外匯管制等;(4分) 5、勞動力成本,即“效益工資”高低,計算方法是絕對工資比勞動生產率,或制造業總收入比制造業增加值;(4分) 6、FDI存量水平,目前似乎只能用累計外商投資存量衡量,而實際上,用現時外商投資存量資產可能更好;(4分)7、開放度,可用對外貿易(進出口)對GDP的比率衡量,但產業開放度(開放產業占總產業的比例、產業的行政壟斷程度等)等也可采用;(6分)8、偏遠度,我國與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的加權平均距離,計算方式如前所述;(2分) 第二部分,投資硬環境指標,包括: 1、交通設施;(4分) 2、通訊設施;(4分) 3、能源供應;(4分) 4、自然資源稟賦;(4分) 5、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4分) 第三部分,是投資軟環境指標,包括: 1、政治和社會穩定程度,包括政局的穩定、依法治國程度(法律體系是否健全及執法是否公正透明)、政策是否統一、穩定、公正和透明、失業率的高低和社會保障體系是否健全等;(10分) 2、語言文化差異,包括國內語言的統一、掌握國際通用語言的人口比例、對不同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包容度等;(6分) 3、市場化程度,包括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管理(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手段的市場化)、資源(包括資金、人力和物力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程度、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市場確定、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企業的市場化運作等;(10分) 4、人力資源,包括可提供的勞動力數量和質量;(6分) 5、FDI政策,包括對FDI的市場準入(對外資的市場開放度)、國民待遇的實施、政府對FDI的審批管理、對FDI的股權限制或投資形式約束(或不能滿足)、FDI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程度、融資環境、產業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進出口政策等。(18分)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指標是動態性的,其重要性也可能隨時隨地發生變化。比如“開放度”指標較為重要,是因為目前我國市場的開放度仍然不足,對FDI的吸引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市場準入的擴大;但當市場開放的空間縮小以后,其重要性也就會相應降低。再比如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市場化”指標很重要;但當市場體系基本建立起來以后,可能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會對FDI產生更大吸引力。在上述框架范圍內,我們嘗試對我國投資環境進行了初步評估:1、宏觀經濟要素指標:GDP總量:4.5分;經濟發展水平:3.5分;國民經濟增長和發展前景:2.8分;宏觀經濟環境:2.5分;勞動力成本:2.8分;FDI存量水平:3.6分;開放度:4.2分;偏遠度:1.4分;以上計25.3分。2、投資硬環境指標:交通:3.2分;通訊:3.0分;能源:3.4分;自然資源稟賦:3.3分;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2.8分;以上計15.7分。3、投資軟環境指標:政治和社會穩定程度:8分;語言文化差異:4.2分;市場化程度:6.5分;人力資源:4.8分;FDI政策:12.6分。以上計36.1分。三部分合計得分77.1分。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評價并不樂觀,今后吸收外商投資尚需付出艱苦努力。(馬 宇/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陳春來/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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