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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的民間投資環境一直比較寬松，今年前3個季度就投了約500個億。盡管增幅遠高于國內同期平均值，預期也被繼續看好，但該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劉亭仍然認為：“地方上雖對推進民間投資不等不靠，敢闖敢冒，但這么一件大事，國家還是要有一把‘尚方寶劍’，盡快出臺可操作性措施。”

　　劉先生所言極是。近日，浙江省有關部門經調研測算，全省民間資本的“盤子”已達5000億元，其中有3500億元因體制性障礙———缺乏市場準入通道而不得不滯留銀行。雖然這個省9個月時間500億元的民間投資，足以讓許多省份的“當家人”嫉妒與羨慕，而深入看，更大量的民間資本仍徘徊于市場之外。如此反差說明，要想真正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市場，憑一省之“規”，還遠不能解決問題。

　　相對于若干年來部分國有資產法人的盲目投資，民間的投資人可不是“省油的燈”。決定民間投資行為的前置條件：一看收益預期；二看資金的安全性。基于眼下的市場供求關系、結構調整、體制轉型等綜合因素，投資人對短期內不一定盈利大都有心理準備，但對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資時所做的種種承諾到時能不能兌現、在多大程度上兌現，則往往心存疑慮。這樣的疑慮，幾乎成為民間投資人的一塊普遍“心病”。

　　舉個例子，最近結束的“京港洽談會”，北京市推出總額達500億元的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結果，除了“地鐵四號線”與港資達成合作意向外，沒有其他的“收獲”。面對“冷遇”，北京市的官員抱怨：“為鼓勵投資，政府作了很大的讓步，優惠可以說前所未有。”這話一點沒錯，可毛病也許恰恰出在這里。

　　在“計劃”年代，政府是天然的局部利益沖突的停調人。那會兒，一紙“紅頭文件”甚至領導人一個電話，就可保證“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如今是市場經濟年代，政府不再是市場的主體。當市場主體之間出現利益沖突時，再用行政調控顯然是力所不及的。此時，法律、法規才是利益沖突各方的主要“調停人”。仍以北京的“冷遇”為例，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大、回收期長，僅憑優惠政策來樹立民間投資人的心理預期是不夠的，因為與法律、法規所具有的剛性相比較，政策的“彈性”———可變性是顯而易見的。以往那種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人存政通、人走政息”的現象，誰能保證不再重演？

　　北京出現的“冷遇”，還在于它的普遍性。今年以來，在浙江省，不但國企可為民間資本收購，國有大飯店、國有公益基礎設施也允許民間資本買斷產權或經營權，可除了有選擇地收購國企之外，民間投資人仍持觀望態度。

　　討論經濟現象，數字往往比理論更直觀。到今年底，國內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已連續3年，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3600億元。這個數字不算小，可拿浙江3500億元的“休眠資本”與之對比，兩者才差100個億。

　　這兩個數字也說明，要啟動投資，光憑政府單兵突進難有大的作為，惟有改革現有投融資體制才是出路。眼下最迫切的是，制訂保護民間投資安全的可操作性法規，再輔之以開放市場準入的目錄表和時間表，不信民間資本不“下海”。(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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