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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決定，對外商投資企業法律進行修改，法律界人士認為這是中國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深化和適應WTO的有關規則，根據中國所作出的相關承諾進行的。這使得中國的外商投資法律更加符合WTO的有關要求，使外商投資企業有機會在中國市場上和中國的企業展開平等的競爭，更有利于吸引外國投資者前來中國投資。

　　除了外商投資企業法以外，中國還對包括商標法在內的一系列法律進行了修訂。目前，立法機關正在對和入世有關的所有法律進行審查，以期按照世貿規則的要求，建立一個透明度較高的法律體系。

　　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律師陶景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些舉動固然都對改善中國的法律環境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僅是法律的修訂，并不代表中國的法律環境就改善了。對于中國來說，法律軟環境的改進和調整對于外商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在這方面，中國還要作出更加艱辛的努力，因為比起法律法規的制定，軟環境的改變要來得更緩慢、更艱難，因為它涉及到的是深層的社會問題和人們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的轉變。

　　陶景洲認為，首要的問題是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透明度問題。這是多年來一直令外商十分頭痛的突出問題。在中國，除了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外，還有國務院法規和各部委規章、地方性法規、條例等。數量眾多，內容龐雜。作為企業和公司來說，當然不可能一一都知道得十分詳盡。但當你向有關部門咨詢時，他們往往會冷冰冰的告訴你，我們的工作內容里沒有這項內容；或者告訴你，這是內部文件，這是機密，不能外傳；態度好一點的稱要請示領導，而請示的結果往往還是不能告之。

　　對于公司和企業來說，要保證自己的經營活動符合法律的規定，前提當然是要知道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知道哪些經營活動受法律保護，哪些經營行為為法律所許可，哪些經營行為為法律所禁止，等等。就象一場足球比賽。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比賽的規則，又何談遵守比賽規則，進而贏得比賽呢？當一個企業做了很多前期的準備工作，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合作方談判，終于和對方達成了協議時，主管部門這時告訴你：這種做法不行。或者，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門對同一件事的規定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更有甚者，盡管法律已經規定得十分清楚，但執行中卻全然不同。凡此種種，都使得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無所適從，想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望而卻步。

　　陶景洲說，這種狀況，是外商投資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問題，也是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透明度原則相違背的地方。對于各成員政策的透明度，WTO要求所有貿易法律和規定都應公開出版。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第10條、第3條和《知識產權協定》( TRIPs)第63條都要求所有有關法律、規章、司法判決以及行政決定都要公之于眾。在多邊和諸邊協議的條款中都包含有許多通知要求，所有這些條款都要求設立合適的組織或機構來負責滿足這些要求。WTO的成員每年必須向秘書處提供一份綜合通報，包括所有的法律、政策文件或公告的變更。各成員必須建立所謂的咨詢點，專門負責回答有關衛生和產品標準的問題并提供有關文件。同時，《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規定，各成員必須至少每年一次向理事會通報其在服務貿易領域出臺的新的(或修改現行做法的)、大大影響已作出的具體承諾的服務貿易法律、規章或行政準則。成員方還必須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應其他受到影響的服務提供者的要求及時、客觀、公正地審查影響服務貿易的行政規定。中國還需要在這方面作出切實的改變，以符合世貿組織的相關要求。

　　陶景洲認為，另一個是有關中國司法環境的改善問題。外商在中國的合法權益能否受到保護，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外商到中國投資的決定。實踐中因司法腐敗、行政干預或地方保護等原因致使外商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外商為一個官司所累，奔波經年，耗時、耗力、耗錢，問題仍得不到解決。這種狀況如不盡快改變，將會大大動搖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信心。這種現狀的改變不僅有待于法官素質(業務素質和道德素質)的進一步提高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克服，更有待中國司法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和整體環境的改善。

　　近兩年來，中國的法院系統在司法改革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在剛剛結束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透露，入世后，中國法院在審理涉外案件時，如果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中國的法律相抵觸，將優先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如果中國法律和世貿規則相一致，則適用中國法律。他同時還表示，外國當事人將在中國的法院受到和中國當事人同樣的保護。這應該說是一個突破，因為以前從沒有過在中國的法院適用外國法律的先例。不過，真的適用起來，強調條件是法官對世貿規則的了解。

　　陶景洲最后說，事實上，上述問題的解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僅僅是將中國的數千個法律、法規、規章調整到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相一致，就已經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至于外商投資法律環境甚至整體環境改善的問題則因其會涉及中國改革深層次的問題而需要更長時間的磨合，更多的努力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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